论我国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深化改革

主诉检察官制度是为弥补检察活动与检察制度中的诸多缺陷和不足而展开的一项改革活动。主诉制度的改革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通过分离公诉业务活动与公诉管理活动并调整主诉官与科(处)长和检察长的关系,明确赋予主诉官更大的独立办案权进而增强公诉活动的司法性、减少行政干预。主诉制的深化改革还应增强公诉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司法审查属性,并应在检察机关构建公诉庭制度,实现在办案组织形式上与法院的对应与协调。     

司法审判的《易经》探源——革卦新解

一般人认为《周易》革卦是讲“革命”的,认为革卦的卦义含有变革、革命的义蕴。但具体考证,革命一说乃《易传》对革卦的发挥,革卦本义中并没有革命的意思。《易经》革卦主要是关于司法审判的筮例。     

从民事诉权对民事审判权的制约看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完善

民事诉权是当事人请求司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的一种权利。民事诉讼的私益性、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支配、主导作用，决定了民事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关系。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民事诉权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民事诉权理论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程序。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比较

论题对法释[2001]29号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84条第一款的解释》两者的效力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基本要件、何为“以个人名义”、何为以“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以及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归类问题进行了探讨。     

后现代法学视野中的司法正义观

后现代法学在理论诉求与认知价值上迥异于现代法学,它对现代法学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实施了怀疑、解构,由此,现代法学追求的重要价值——司法正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后现代法学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式来界定正义,强调微观的、实践的、非本质主义的、多元性的正义。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这一新视角,促使我们反思以往的正义观,启发我们给正义标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这对于我国司法正义的正确定位和有效生长是不无裨益的。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     

民初司法发展的制度性环境——以司法官考试制度为例的分析

民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发展和运作离不开民初各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大环境。为了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民初法律人极尽法律启蒙之能,力倡司法独立,大力发展法律教育,希冀通过法律教育的普及推动司法的进步。现代司法需要专业化的司法官。就民初国情考量,考察法律知识、选拔合格法律人的最好办法即为司法官考试制度。然而民初的中国,外遭列强欺压,内有社会动荡。所有这一切又无不在时时制约着近代司法官考试制度的运作和发展。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权威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在维护法治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意识、司法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行政诉讼在民众心目中未树立其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从法律文化意识、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以树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威。     

公司僵局与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公司僵局是公司运行发生障碍、停滞，导致公司瘫痪，进而威胁股东利益，它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对小股东所为的公司压迫不同。公司司法解散是解决公司僵局的逻辑结果，我国确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其价值考量，它是公司僵局和股东权益保护的必然结果，也是各种价值平衡与协调讷产物。     

全球化时代的日本法学教育与发展

法学教育是各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培训制度改革是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改革现有的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上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制度,引进以美国法学院(law school)模式为标准的法科大学院制度。就日本近年推行的司法制度改革进行分析,重点探讨法学教育改革以及对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