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反腐视野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的检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对于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以从制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虽然都一直强力推动司法信息公开,但是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检讨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难点与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由立法、行政、司法和守法等组成的一个系统而庞大的体系。目前,我国立法不完善,行政执法问题频现,司法不公正,公民法律意识欠缺等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主要难题。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出路。     

司法哲学的本相

司法哲学是法官涉及法律、司法和法治认知的一套综合性理念和思维,而决定法官司法哲学的是其司法权认知。传统的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无意志,是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政制理念;现代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有意志,认为司法权系一种权力存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就建立在此认知基础之上。司法哲学与司法价值中立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法官应尽可能地适用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当以克制适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为司法哲学之基本要义和最高原则。     

论法官说理义务的障碍及解决

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官说理义务。这需要从两方面贯彻实施:一方面,应当修正限制法官说理的司法政策,从而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应当对判决书的样式做相应的调整,从以法官展示事实、适用法律为中心转向以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为中心。     

反侦查活动再生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职务犯罪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针对该类犯罪反侦查活动频繁、线索来源稀缺、证据变化较大、证据链条薄弱等特点,检察机关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切实实现由供到证的静态取证模式向由证到供的动态取证模式转变,充分利用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技术侦查手段,积极收集并巧妙利用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活动产生的再生证据,从反面进攻,打开案件缺口、强化证据锁链、扩大战斗成果,从而把死案办成铁案、小案办成大案、个案办成窝串案。     

论我国民诉法中举证时限规定适用的若干问题——以民诉法的规定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为视角

《民事诉讼法》新增的有关举证时限的内容与《证据若干规定》和《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的相关内容存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即确定举证时限期间主体的范围相冲突,举证时限期间的长短不一致,举证时限适用的程序范围不协调,证据失权的适用标准宽严不统一.鉴于此,以《民事诉讼法》中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目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以《民事诉讼法》中举证时限的规定作为基本依据,以《证据若干规定》和《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的规定作为主要内容,从解释论的角度对它们做出梳理与评析,认为确定举证时限期间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举证时限的期间应当以三十日作为标准,举证时限适用于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严格适用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Judicial Amendment and Lack of Thoroughness: Analysis of Provisions on Evidence in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修正, 较修改前的内容有进 步之处, 也存在若干不足。例如, 立法中虽然认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但却并不认同 沉默权, 而且保留了行为人的供述义务; 对“威胁”, “引诱”和“欺骗”这些非法 取供行为发出宽容的信号; 对非法搜查、扣押的取证行为缺乏坚决遏制的立法态度; 对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来说, 虽然规定了人身安全保障, 经济补偿和司法处分措施, 却 没有规定这一制度最为重要的传闻证据规则, 等等。关键词: 刑事诉讼 司法改良 证据制度 不彻底主义

China’s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2012 revises the provisions on rules of evidence. There are a number of positive changes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text, but some shortcomings still exist. For instance, although the legislation recognizes the right against compulsory self-incrimination, it does not acknowledge the right to silence and retains the obligation of the accused to confess; the amended provisions are more tolerant of the use of illegal tactics like “threats,” “enticement” and “deceit” to obtain confessions; the legislative approach does not resolutely deter unlawful search and seizure i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nd although there are provisions for protection of personal safety, financial compensation and judicial sanctions to ensure that witnesses appear before court to testify, there are no provisions on the most important rule in the evidence system, the hearsay rule.     

人工智能与法治关系辨析

人工智能这一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为法治增长点,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套程序,它是由算法和数据结构组成,不能导致良法的出现,因为良法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离不开人类的价值评判,而算法作为人类物质条件束集,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缺乏实践的能力;人工智能体现的是策略化思维,强调程序的预测控制功能,而审判是规范思维,强调程序的表达功能,法官依靠对法律的信仰而非记忆来裁判案件,这种非博弈化的行为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效仿的;人工智能能够储存、分析海量的数据,但司法需要的是经验,而经验是人类生活的绵延内化并非数据的符码化排列,二者不可通约,更不可替代;毋庸讳言,人工智能在司法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法治的实现更应注重制度建设,人工智能应在这一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界说——以公民权之司法保护为基点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在公民权之司法保护的语境下,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论案例指导制度

2005年案例指导制度正式列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中,以实现统一和灵活适用法律的功能。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实现统一法律适用职能的两种形式,但它们在效力和形式上都不同,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强制力。指导性案例的形成和效力来源亦不同于英美法的判例,它是下级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发布,下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日益融合的趋势下,指导性案例结合了两大法系的可能优势,形成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