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强化职业化主审法官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改革目标。比较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新制度,可知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改革虽然目标相近,但制度背景、制度内容及其取得的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如何平衡好司法专业性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专业性优先,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参与审判并非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唯一形式,应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形式和渠道,加强顶层设计,重视发挥人民陪审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的作用。在今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中要转换视角,弱化政治意义而强化司法功能,细化相应的程序实体规则,注意考虑司法审判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判民众之间的关系。     

工程建设招投标的质疑与法律救济程序研究

工程建设招投标质疑对于监督招标采购实体的行为和决定,以及招标采购实体所依据的程序,保护承包商的合法权益有重要的意义。从政府采购这一较为宏观的框架对工程招投标质疑及其审查程序作理论与立法上的探索。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08年)

鉴于学术研究的连续性,2008年度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继续在民间法的本体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研究、各类民间法研究、民间法司法运用研究等方面,对一年来中国民间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增量予以客观呈现.从总体上看,中国民间法研究以一种平稳且积极的姿态向前迈进,无论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民间法研究,还是深入司法实践的民间法研究,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努力向纵深发展.而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加强民间法总体性研究范式建设、民间法的参与性研究、民间法个案研究的整体考量、民间法司法运用的制度与机制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民间法话语权逐渐增强,与此同时,我们也许有必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民间法研究的意义及其限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和基本特征表现为：广泛的人民性与鲜明的政治性相统一、司法公正性与社会和谐性相统一、权力的制约性与功能的配合性相统一。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司法公正

传统中国的和谐社会观与无讼观是建立在片面追求和谐而把公正置于其次的基础之上,它只能形成短暂的表面的社会和谐。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司法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制度化出口,也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安全器。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谋求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18世纪中国经济变迁背景下基层司法体制考察——以土地产权纠纷审理为例

在十八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土地产权纠纷,甚至由此导致流血冲突.州县衙门以法典为准绳并以习俗为参照,基本上禀持公平原则审理此类案件.然而法律的变更滞后于经济变迁的步伐,致使基层司法体制结构性缺陷恶化,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论我国旅游投诉解决机制及其完善——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为视角

随着我国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旅游体系也日趋完善。在推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各种类型的旅游纠纷也随之迅速增加。在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趋完善的背景下,旅游投诉解决机制对于确保旅游业和谐稳步推进有着特殊的功能优势。但鉴于旅游投诉解决机制的固有局限性,需要从明确旅游投诉处理结果的效力、增设旅游投诉解决机制为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美国法之社会立法的平等权审查标准

传统上美国法院对于社会立法内容违反平等权的问题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一般尊重立法者的判断,避免做实质性介入。但随着社会民众福利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美国法院逐步强化了社会立法内容的合理性审查标准,检验立法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合理关联性,强调差别待遇的坚实理由,限制立法的自由裁量,从而实现社会立法的平等保护。     

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问题探讨

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既包括具体人,也应当包括"具体物"。依据司法解释: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国家机关中事业编制人员可以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但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和亲友等人员,则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