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刑事法院之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是国际社会法治化、民主化的重大转折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以补充性管辖原则为基础的一系列管辖原则、管辖条件和程序。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使管辖权的目的是维护司法独立性与限制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规则获得普遍认可,完善某些机制是必要的。     

诉讼文书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表现与对策分析

诉讼文书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1]。现行诉讼文书存在着部门利益倾向严重、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脱节、信息化程度不够、缺乏有效规范监督机制等问题,影响了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因而应该加强诉讼文书规范化的理论研究,研究制定诉讼文书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提高制作效率,使诉讼文书能够全面反映诉讼成果,充分展示司法公正。     

环境风险的司法控制

风险社会中的现代社会使得人们面临的环境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处置方式需要除了行政和立法手段之外，还需要司法权力介入环境风险的预防之中，从而构成司法控制系统，完善环境保护。     

司法公正和律师自由若干问题探讨

司法公正是诉讼程序设计公正和程序规则选择运用的公正。律师自由是指律师实现律师价值的独立性状态。司法公正与律师自由两者的关系从表层看似乎是紧张亦或是冲突的,深究其实质,两者的终极价值却是契合的、趋同的,律师自由是制约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态度”的司法决策

对司法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疑难案件中的司法决策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即法官所持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态度理论归纳了主导疑案裁判的三个决策变量:案件事实、态度,以及事实与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态度模型作为一种主导型司法决策理论,能解释、预测大多数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受态度测量上的方法论局限,以及对制度性约束和法官角色认知的忽视,态度模型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决,也无法解决法官的意识形态漂移问题。在量化法官的投票行为时,态度理论实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法官的党派倾向。这种非此即彼的量化方式是粗糙的,它将法官描绘成“身披法袍的政客”,这决定了它是一种片面的司法决策理论。     

我国审判权行使的三元分离及其重构

审判权具有专属性,应当完整、不被分割地由法官独立行使。我国的审判权行使在法院内部呈现一种三元分离结构,人为割裂了审与判的关系,成为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在审判权行使重构过程中,应不断加强合议庭,规范审委会,弱化联席会,然后逐渐限制以至取消庭长(审判长联席会)和院长(审判委员会)行使审判权,使审判权的行使回归合议庭,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法官独立。     

体制内司法改革的法理思考

司法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就我国目前而言,司法改革,除了内在体制、理念的变革外,也包括外在形式的各种符号性变化。“法官职业化”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它与司法外部构造上的“非地方化”和内部管理上的“非行政化”一起构成了目前和今后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程序是司法之特殊所在,故司法程序改革应当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性问题。司法改革的理想是实现现代司法理念引领下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司法权的独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     

论媒体与司法

在媒体与司法的冲突趋于频繁和激烈的情况下，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推动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合力，是当前亟待研究与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媒体监督司法进行必要的限制并且确定司法保护舆论监督的原则，是寻求新闻自由价值与司法独立价值之间平衡的必然选择。     

论司法实践中的“隐性代理”

隐性代理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即指不具有诉讼身份的人员却对司法活动产生类似于代理人的功能的现象。狭义的隐性代理损害司法公正。隐性代理的产生与社会文化、利益追逐、诉讼制度架构、法治权威缺失诸因素相关。规制隐性代理应坚持预防与惩戒相结合。     

论诉讼期间权的确立与保护

本文提出了确立与保护“诉讼期间权”的新问题。对“诉讼期间权”的概念、性质和法律地位作了界定和分析 ,论述了确立与保护诉讼期间权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 ,探讨了保护诉讼期间权不受侵犯 ,需要在立法方面进行完善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