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中公司的共谋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屡禁不止。晚近,国际社会就应当对公司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追究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然而,鉴于国际刑法尚未承认公司的国际犯罪主体资格,通过对晚近国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分析可知,当前国际刑法对公司犯罪行为的惩治只能通过追究公司在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共谋行为来实现。     

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有利于深入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刑罚及矫正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增强教育矫正效果,预防重犯。目前我国存在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适用范围受限、社会调查程序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不明确、社会调查方法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结合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该项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建议和措施。     

裁判文书实名上网之隐忧与对策

顺应司法改革潮流,完善司法制度,2014年1月1日起,我国将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制度,这是一项裁判公开完善的重要制度。文章指出,该制度的设计存在着一些问题,裁判文书实名上网,是否会为公众带来困扰,是否会架空诉讼？这些都令人担忧。笔者对该制度的设计背景进行研究,并分析该制度设计的目的,考察国内外相关制度的规定,旨在对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存在的问题予以修正。     

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无论是在我国整个司法协助体系中,还是在国际合作领域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几年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较快,但是在刑事司法协助的合作范围、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及《引渡法》等国内立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无法适应我国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加大立法步伐,完善《引渡法》等有关国内立法,积极推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刑事司法合作,扩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领域,积极谋求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     

论法治社会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有的学者认为法治社会与司法自由裁量权有相互冲突的一面 ,并以严格法治主义的名义试图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本文论述了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法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必要性 ,探讨了在维护法制权威的前提下 ,如何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存在并能够最公正地行使 ,依法制约其随意性 ,使其为健全法制、完善法治社会而服务     

确立"程序本位"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程序本位理念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坚持以诉讼过程 ,而不是以诉讼结果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的理念。这个理念依据于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过程本身对结果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之所以要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树立程序本位的理念 ,是因为程序法治是现代法治的核心 ,程序本位连接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且有针砭时弊之效。当前坚持程序本位理念不仅具有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引进和传播程序过程、程序正义观念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强调现代程序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必然联系、推进当前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意义     

从制度变迁理论看我国司法改革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司法改革路径选择。从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的司法改革实践来看,我国的司法改革必须走整体推进以及必要的局部试点之路。     

别居法律制度研究

别居制度是国外亲属法或家庭法中的重要内容,它主要是指解除夫妻间的同居,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我国婚姻法中无此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已出现大量事实上的别居现象,需要法律予以规制。结合有关国外的立法及本国的国情,阐述了别居的内涵、种类及对于我国设立别居制度的意义、别居制度的具体内容等问题,旨在抛砖引玉,为共同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奠定理论基础。     

美国行政法的演化及其对我国行政法完善之启示

美国行政法历经近两百年的发展 ,从最初的传送带模式演变为专家知识模式 ,发展到近代的成本———利益分析 ,尽管每一次模式转变的背景、原理不同 ,但目的都是为行政权的行使寻求合理依据。我国行政法起步晚 ,结构体系、程序运作等诸多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之处。通过对美国行政法演化过程的介绍分析 ,总结出行政法自身固有的民主、法治、分权、正当程度等一些普遍性准则 ,探讨其对我国行政法在转变传统观念、完善分权结构、加强司法审查和完善行政程序等方面可能提供的裨益     

国际法观念与近代中国法律改制

清朝统治者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史实使国人尝到了对己“不平等”的苦头,于是,传统的以“刑”为轴线的法体制、法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型。由此现之,虽然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地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