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从民主和司法的视角

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缺陷,而司法对弥补这种缺陷具有重要意义,即司法可以弥补民主对少数人利益的忽视,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民主不能解决的所有纠纷都应当纳入司法程序的视野。如果民主和司法都不能解决的矛盾和纠纷很可能被当事者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但暴力解决纠纷会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严重损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暴力往往是备而不用的,它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场合。我们在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挥司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正确处理好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法治实践之路论纲

中国法治的实现在于法治实践路径之确立,包括:建构良法体系;实现司法公正;落实法律监督;完善律师制度;型构农村法治;更新法律教育,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一国两制三法的法治文化。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冰心小诗的艺术魅力

冰心的小诗体现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融,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她以开放的思维定势,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凝聚成富有哲理的诗行,抒写的内容是宽泛的、跳跃的、多元的,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后金融危机时期东北地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培育和发展

金融危机对东北地区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都造成了显著影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存在再度衰退风险,外部需求总体上继续保持低迷,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竞争不断加剧,外贸结构调整难度加大.东北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致力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应该重点培育进出口竞争新优势、扶持本土企业“走出去”拓展新兴市场;在外资利用方面,应该重点扩大招商规模,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在特殊区域建设方面,应该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创新平台作用和区域带动作用;同时,要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     

“地下铁道”精品课建设构想与实践

"地下铁道"精品课建设要确立育人为本、质量为首的建设理念,建设适应教学和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优质教材,采取有效措施凝聚高水平教学队伍,优化教学内容,积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论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格式条款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交易工具,它在给人们带来交易便捷、节省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产生了不自由、不正义等诸多问题。对格式条款进行了学理界定,并在分析其利弊的基础上,根据中外立法和学说,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和司法规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必要性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与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息息相关。分析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权理论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诉讼核心的转变、人权保障的强化和诉讼研究体系的创新等角度来看,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导入诉权理论十分必要。     

对中国行政法的反思:一个香港的视角

中国的现代行政法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没有多大的延续性。相比较而言,英国行政法有着其引以为荣的绵延数世纪的历史,其重心在于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国行政法的结构与英国行政法的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就司法审查的范围而言:首先,抽象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其次,内部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再者,《行政诉讼法》只授权对某些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就行政行为的审查理由或标准而言,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要比英国或香港的较为有限。但就一方面而言,中国法律提供的审查空间和力度似乎比英国或香港更为宽泛,这便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