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论法院调解的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而且随着其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不断丰富和扩大,已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域的世界性法律原则。在法院调解中确立诚信原则对于平衡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减少交易成本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院调解中的诚信原则应包括禁止滥用权利或权力、禁止反悔和矛盾举动、不得违反真实义务以及认真履行保密义务等方面的内容。     

私力救济的法社会学思考

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力救济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成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力救济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     

关于司法立法问题的比较研究

从本质上讲,司法立法与立法机关立法、授权立法一样,均属于立法权行使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其立法主体和立法方式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故司法立法在诸多方面有别于立法机关立法和授权立法,这表现在它的产生原因、发展及现实的具体运作等方面。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 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分权制衡:从两起典型案例解析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权的政治性

无论何种形式的司法权,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下进行的制度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权都具有相应的政治性。美国是典型的分权制国家,司法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本文通过两个典型案件的对比揭示了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权的政治性,并结合美国的分权体制、联邦法官的选择程序及其他政治因素分析了这种司法政治的成因。在美国那种极为敏感的多元主义政治模式下,美国法院系统决不可能超然于政治系统之外。     

司法与立法的分工与合作——行政诉讼法和其司法解释的关系探讨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侵犯了立法权。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法院制定抽象性规则也是国际社会的通例。用德国法学家拉伦茨的“漏洞”理论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的司法解释是对行政诉讼法的不可缺少的“解释”,“漏洞”的填补,以及“具体化”;它没有侵犯立法权,也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而不应该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然而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许多不足仍然是司法机关所无能为力的,而需要立法机关承担起“创造法秩序”的责任。研究行政诉讼法和其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于促进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各自所负的职责。     

＂Democratiz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s political function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明文确立了“公民动议司法解释立项”和“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从而在“民主化”的话语描述下,为其履行通过解释发展法律的政治功能建构了“表面上的民主合法性”,也使其能够在进行中国式司法解释（尤其是抽象司法解释）过程中广泛吸纳信息或知识。然而,“民主化”动向也给人留下最高人民法院无限贴近民意的印象,由此制造了使其很难在必要时进行独立、明智判断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需要在顺应民意和距离民意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为此,不应再采取任何进一步“民主化”的措施。在有限范围内保留抽象司法解释,努力改革具体司法解释的内容、形式和相关制度,扩大具体司法解释适用的情形,让两种解释模式共存和竞争,以待未来的发展和选择,应是当前可取的策略。     

证据学视野的测谎结论分析——以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为中心的考察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因此,从证据学视角阐述其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法院查明外国法之考察

本文以当代美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美国法院查明外国法的若干问题。文章从外国法的性质在美国已从"事实"转变为"法律"的基本命题入手,着重研究了美国法院查明外国法的途径、程序及适用外国法错误的救济方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做出总结,同时对我国国际私法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评论并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