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法学:法的全景解读

法律是什么?是形式、价值、还是社会事实?三大法学派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论战。20世纪,西方兴起了一个试图融合三大法学派为一体的综合法学,他们力图构建一个“适当的”、“一体化的”法理学。他们批判了三大法学派的偏执与片面,主张用综合的方法研究法律,并得出了虽然各具特色,但都试图溶三大法学为一体的“综合”的法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况下,想在综合法学这一不封闭的容器中把三大法学全部装进去多少带有一些理想的色彩。     

法律证据语言准确性的再思考

准确是证据语言的最高境界。在司法实践中,证据语言不准确常常会导致冤假错案。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证据语言的准确性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是法律界人士和语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解决证据语言的修辞原则和修辞手段问题,是语言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创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充分行使参与民主政治和共同管理民主政府的权利,而且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为巩固、建设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后现代思维的法理学意义

后现代思潮是一种文化潮流,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具有推毁性和建设性双重质素.法制现代化是从传统人治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价值--规范体系的转变,面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汇的历史境遇,我们应正视后现代思潮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探寻在思维层面与价值层面上理性批判.对现代法制的解构与重建,从转型期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前现代与现代思维的基础上吸收后现代思维--方法论之精华,把握后现代法学思维转型的走向和法制现代化的趋势.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犯罪对象概念的重新审视

刑法学界一直对犯罪对象概念研究不够 ,它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 ,一般只在谈到犯罪客体时 ,才附带作一些解释说明 ,长久以来一直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近年来 ,虽然学界对犯罪对象概念提出了一些富争议性的观点 ,但显得零散而不系统。笔者试图对各家所言作一个梳理 ,并力图对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制定政策,安置国统区难民的做法,对于我党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能力,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

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是法哲学的延伸。因其自身的法哲学属性,它的反思性研究必须运用法哲学的理论框架,采用法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互相脱节的现象,推动法哲学与法律学的密切结合。在方法论上,部门法哲学可运用语义分析法克服定义方法的局限性,消除学术争论中语义混乱的问题;价值分析法以克服工具主义、技术主义及教条主义造成的弊端;进而以反思方法发现部门法学原理和部门法原则的“前提性”问题,不断创新法学理论,更新法律思维,引导法律实践。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