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竞争法通则的创制——以确认、设定和保护市场竞争力权为核心

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交易竞争型经济。竞争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有竞争法的局限性,导致了竞争法制的不统一和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社会效果不显著,因此需要制定一部规制市场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律——市场竞争法通则,以解决当前市场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市场竞争法通则以确认设定和保护市场竞争力权为核心,并贯彻市场竞争力自由发展、市场竞争自由和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     

晚清小说理论的小说本体观念

晚清小说理论在界别小说与历史小说与其它文学门类的同时,对小说的本体特征作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揭示,而以"美的制作"、"虚构性"、"繁言如画"和"近世性"等提法最有理论代表性.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本体的认识,已从传统中突围出来,在对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融会中,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关注公民公平感——我国部分公民公平感调查报告

对我国部分普通民众进行的"公民公平感"问卷调查表明,人们在司法、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尊重和户籍制度等问题上,通过比较自己与他人、过去与现在、地区间与行业间,都对社会有着基本的认同与公平感受以及较强的纳税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引起不公平感的诸多社会现象中,人们对普通百姓看不起大病重病、贫富差距拉大和普通百姓买不起房三大问题意见集中,并把对抗大病风险的医疗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和调控房价等方面的责任与期望赋予了政府。     

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重读1946至1949年的西方文论经典

1946至1949年西方文论的丰硕成果,为我们书写了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短短几年间,竟有如此众多的批评经典竞相问世,而且每一部都非同凡响,的确堪称批评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那一代批评家早已风流云散,但他们的批评论著却至今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布鲁克斯的《精制的瓮》、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了这段批评史的主导倾向。     

论资本维持原则和公司资产的保护

在大陆法系法定资本制下,其实只存在资本真实缴纳和维持两原则,公司的资本和资产、资本的维持和资产的保护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维持原则的保护范围已延伸至公司整个资产。当出现公然或隐蔽的公司向股东的资本返还时,可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     

晚清历史“传闻素材”中的史学意蕴

历史"传闻素材",从它的史料主要承载门类来看,在"正则"文献中所涉及者,有的被明确提示或被暗示出来,有的则在文本中被完全"异化",从形式上再也显不出传闻的属性;在稗野轶闻类史料中,自有其最为集中和醒目的反映;在"口述历史"类资料中,一般也有比较典型的体现。从史学理念的层面说,因为历史传闻当时具有真伪虚实莫辨的模糊性特点,故需要具备强化考辨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的真伪虚实未必都能考辨清楚,故需要抱有适当存疑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不乏在具体情节上失实而大致指向上符实的情况,故应当培养体悟神韵的理念;因为传闻入史对著述的文体风格会发生连带的影响,故不应排斥助益灵动的理念。这些,都是科学地认识和妥当地运用传闻素材所很应注意的。     

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

西方思潮的冲击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中体西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是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回应模式,其共同症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信。今天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广泛吸收西方、中国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从时代出发,综合创新,建立一种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又对世界具有引领功能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