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视野中的高校学生评教——基于上海XX大学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学生评教在目前已成为各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的必要环节和教师管理的重要手段,但是其信度和效度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从评价者的视角对学生评教情况进行调查与研究,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同学都能认识到教师的教学方法、水平等是其评教的核心依据,但课程因素、教师个性、师生感情以及利益的考量等,又往往左右着其评教过程,加上评教本身的“管理主义”特征,致使学生参与意愿下降,敷衍之风盛行,最终导致评教结果“失灵”。必须通过树立发展观念,建立多方参与协商机制和加强学生评教的研究,提高学生评教的有效性。     

论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

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借鉴和吸收了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的有益成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赫德与葡萄牙强占澳门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多次无理要求清政府承认其永驻已长期强占的澳门未果。后来在英国人赫德的支持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承认葡萄牙永驻澳门。赫德为了完全夺取澳门地区的鸦片税厘,以达到控制清朝统治者使其为英国殖民利益服务的目的,在葡萄牙强占澳门的政治交易中,充当了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帮凶角色。     

试论在贿赂案件中引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取证难已成为我国检察机关办理贿赂案件面临的重大难题,为了取得行受贿双方的供述,侦查人员往往费尽周折,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有时还会发生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现象。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能够巧妙地利用行受贿双方之间的矛盾,取得供述,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法治是基本环境德治是根本策略——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的问题分析

统治阶级意志实现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实行为统治阶级根本和长远意志的实现创造了环境，同时德治使这种实现成为了实际可能，它是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的根本策略。     

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

比较19世纪传教士编写的厦门方言语料和现代厦门方言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厦门方言常用基本词变化不大;一般词汇则约有半数发生了变化:或成为历史词汇,或精简合并,或义项改变。厦门方言词汇的各种变化,体现了词汇系统的内部竞争及其规律,也是厦门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演变的结果。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依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其必然性法律与道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其理论依据;对我国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其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其现实基础.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