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联网金融农户忠诚度影响因素研究

以473户农户数据为依据,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三类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农户忠诚度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农村互联网金融农户忠诚度不高,农户金融服务满意度和金融产品满意度是影响农户忠诚度最基本的因素;比较三类金融服务提供商农户忠诚度影响因素发现,农户对于“三农”服务商和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忠诚为冲动型忠诚,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网上金融部门的忠诚为认知型忠诚。基于此,建议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构建客户评价体系,有效区分客户类别,并对客户进行差异化营销与管理。三类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可尝试建立金融共生模式,优势互补,探索金融科技服务的全新模式。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

基于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模型估计方法,考察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经营规模变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忽视环境代价会高估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能够缓解粮食生产内卷化困境、提升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其正向效应随着效率水平提升呈衰减趋势;在土地资源刚性约束下,劳动力转移引起的经营规模增加通过“规模效应”能有效改善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但规模效应边际递减特征会不断减弱其作用强度;土地流转体制机制不完善会阻碍劳动力转移、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联合作用,但随着土地流转立法和政策引导,这一困境得到了有效扭转。     

我国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探析

耕地土壤污染是当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制约了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是解决耕地土壤污染问题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我国现行的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不足,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完善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应当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建议制定单行的《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办法》,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内容;强化环境管理机构的强制性手段,协调利益关系;健全相关的配套性措施和救济机制;改革执法体制;严格法律责任,为耕地土壤污染防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福利效应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五次调查的农户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趋势、动因,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土地租赁市场对家庭收入、消费及贫困的效应,在考虑贫困持续时间的非参数Kaplan-Meier模型及COX生存模型中对土地租赁的减贫效应进行再考察。结果显示:2010—2018年农村家庭参与土地租赁的比例每个时期均维持在25%左右;农业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户更倾向于租入土地,农业生产能力强的农户更不愿意租出土地,但农业生产能力变量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土地租赁市场并不能提高效率,土地租赁市场将资源从土地相对丰富的家庭转移到土地相对贫困的家庭,说明农村土地出租市场促进了平等;租入土地的收入增加效应主要集中在收入分布的中下端,租出土地增加了消费中位数家庭的消费,但租出土地使得富裕家庭的消费下降,租入土地只对东部地区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土地租赁市场的收入、消费效应具有分布、地区的异质性特点,但土地租赁对全部样本的收入、消费、贫困均无显著影响;基于生存模型结论也显示土地租赁市场对减贫没有显著作用。     

罗亦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正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罗亦农是较早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启示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振兴,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形成的 ,现行制度本身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是全体农村集体成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应能得以实现。同时 ,要搞好农村集体土地的登记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确权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治理——以P镇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城镇化发展迅速,传统农村受城镇化和社会其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意识得到畸形发展,涉农土地纠纷事件愈演愈烈,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本文基于P镇涉农土地纠纷现状的调查思考,分析其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问题,这种过渡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理清城镇化与土地确权的关系,将二者相互影响关系下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做一个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的基础上,充实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     

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时空差异研究

以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双向作用关系为切入点,选取2001-2014年的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数据,计算中国大陆31省（市、区）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时空差异。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土地财政状况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将全国31省（市、区）划分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高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中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勉强协调）以及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落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低度协调）4类区域,进而分析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存在时空差异的原因,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优化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调控政策。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重新解读：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发展与意义

通过对以“联耕联种”为代表的个案考察,深入分析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经营机制和组织方式。在经营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将横向规模化中的高管理成本“化整为零”,同时通过外部规模化增加农业经营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增进农业经营的迂回性,并通过组织化来减少从外部引进分工和专业化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实现“化零为整”的规模化效益;在组织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政府尤其是村级组织力量来进行组织和推动土地的集中连片,克服高交易成本,同时以农户为中心,保持农户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减少了阻力,提高了农户积极性,并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由此,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实现了在不进行经营权流转情况下的规模经营,并从农地规模经营拓展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和实现途径,并促进了农户生计发展、农村社区活性化和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