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的文学模拟--从六朝文学的"拟""代"谈起

在文学观念趋于成熟的汉魏六朝,诗文名家多倚重模拟。《文选》所录拟作不无创意与个性。刘勰以为是传习经典范式提升主体素质的必由之径;无论是基本训练抑或有所取法的尝试都是新变的基础。模拟在文学艺术中普遍存在,是承传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语言交际过程中的人际功能分析——以科菲·安南《千年峰会演讲》为例

本文从语言的人际功能视角解读科菲·安南《千年峰会演讲》。该演讲词大量使用具有高量值的责任情态表达方式和表示积极语言的情态动词,这些词语的使用表现了演讲人自身积极主观的责任情态。演讲中由于演讲人的角色不同,其在演讲时所选用的责任情态动词、使用的句式及语气也有所不同。     

多元文明交融视野下的文化景观视点--以西南地区为例

对区域的文化交融研究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为此,笔者以三元文明交融的西南地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并从西南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文明交融、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的文明交融、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半岛等的文明交融中概括了其主要文化景观遗迹类型.笔者以为:文化景观是空间整合的产物,是旅游拓展的良好载体,也是认识人地关系的线索,因而必须辨证认识地理环境对文化景观的作用.     

依托ECFA探索闽台服务业合作的新模式

伴随ECFA的生效、签署及海西建设《意见》的出台,闽台经济合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本文在分析闽台服务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闽台服务业交流合作的现有基础及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新的合作模式,力将把福建建设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现行先试区域。     

守候乡土：罗中立的艺术追求

作为乡土题材美术的代表人物,罗中立自20世纪80年代开44乡土题材美术创作风尚以来直到今天仍然坚守着乡土题材的美术创作。罗中立的乡土题材创作一直在不断地追求艺术上的深度表达与创新：在主题上,呈现为从乡土风情再现到乡土文化挖掘;在表现手法上,体现为从写实再现到主观表现的追求,从最初对西方乡土题材模仿到不断进行形式表现上的独自创造,体现了其在乡土题材创作中明确的本土化追求。     

基于实证调查的街旁绿地价值研究——以舟山浦西公园为例

街旁绿地是城镇空间中可供民众游憩、观赏、健身、幽会的边角小空地,由于其微小且零散依附于主要建筑环境与交通流线之间,极易被忽略、侵蚀或转换成其他商用价值较大的功能空间。通过实地踏勘、观察体验、问卷调查及专题访谈等综合实证调查,分析总结民众对舟山浦西街边绿地公园的使用现状及期望,提出街旁绿地景观环境的优化策略,以期创造一个民众喜爱的城镇景观生态不可或缺的人性化场所,为城镇设计提供借鉴。     

输入模态对认知负荷及听力成绩的影响

探讨了输入模态对学生认知负荷和听力理解的影响。90名来自两个平行班的大学英语学生被平均分为三个小组参加实验:文本输入组,声音输入组,文本和声音输入组。文本组的听力题目用文本呈现,声音组的听力题目仅用声音呈现,文本和声音组的题目则是采用文本和声音双重模态呈现。认知负荷量表结果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不同模态的听力输入形式对听力成绩有显著影响:文本组学生的成绩最高,其次是文本加音频组,音频输入组的成绩最低。认知负荷量表结果显示文本组的认知负荷最低,然后是文本加音频组,音频输入组的认知负荷最高。认知负荷与听力成绩的相关分析显示负荷程度与听力成绩呈负相关。研究结果对听力教学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平衡景观设计中的艺术性与科学性——中国的徒手绘画与密歇根计算机辅助视觉质量评估

景观设计是一个基于科学的解决规划和设计问题的艺术性行业。本文根据Jon Bryan Burley博士2007年秋在南京林业大学为规划与设计专业师生所作的第七次演讲的内容，阐述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衡。Burley博士通过展示和列举他在中国工作时个人手绘作品及在密歇根所做的计算机辅助视觉质量评估工作的案例，描述了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区别、标准化的理论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区别。Burley博士认为，作为设计师，艺术和科学两种方法缺一不可。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新方法和新技术终将完美结合并被专业所接受。     

古代文学中的竹林

竹子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植物题材之一，竹林又是竹子题材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我国古代竹林资源丰富，相关文学创作源远流长，作品繁多，展现了古代文人丰富的观赏经验和审美情趣。竹林较为亲近人居，丛生竹林结丛而生，散生竹林上合下疏。不同季节、气候、环境条件下的竹林景象具有不同的美感。竹坞、竹坡、竹溪、竹径等意境幽雅，成了文人最乐于吟赏的风景。     

Malta: Language,Literacy and Identity in a Mediterranean Island Society

Available documentation for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dicates that the Malta harbour towns achieved literacy earlier than the countryside. The Maltese townsmen lived on a trading route, and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m to learn the lingua franca, as the language of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educated élite were able to acquire fluent speak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write, Tuscan (a dialect then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tandard Italian), while continuing to employ their local Maltese 'dialect' on numerous occasions. By and large, the erosion of the position of Maltese as the subordinate language was an inevitable by-produc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Maltese language was able to attain the function of a literary langua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it had no standard orthography until 1931 and was only adopted as Malta's official language in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