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元康里人巎巎家世、仕履和作品

本文对有元一代书法大家康里人巎巎其家世、仕履、作品等项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并指出,在元、明两代的书法传承中,巎巎居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西北人,他豪放的性格,使中原“传统”艺术之一端的书法产生新的内涵和特点,从而使之成为中国相关历史上的耀眼明星。乃为孛儿只吉氏朝士子的一员,他同样有着“广泛”的“交游”。而在与之往来的人中,既涵诗家马祖常、杨载,又涵文擘许有壬、黄溍、胡助、贡师泰。     

论晚明文人评点本的价值和传播机制

晚明是文学评点的鼎盛期和丰收期 ,不但汇评、集评的形式大量出现 ,而且形成了评点名篇为中心、各层次的作品均有评批的评点格局 ;这些文学评点具有很强的文本价值 ,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都是在评点中形成、发展、流行起来的 ;同时它有一套调节接收者期待视界的传播机制 ,在提升传播速度、导引读者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代“鼓吹”与“骑吹”新论——以出土汉代画像为证

汉代“鼓吹”与“骑吹”的区别是乐府学史上的疑难问题。以出土汉代画像材料为证,“鼓吹”与“骑吹”之所以容易混淆,主要在于它们都以骑载的方式用于道路。骑载“鼓吹”与“骑吹”的区别,应该主要在于前者必须有鼓有吹,而后者则是有吹无鼓。“骑吹”可以视作低配版的骑载“鼓吹”。“骑吹”的出现与骑载“鼓吹”的表演难度有关。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