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探析

典志体史书是历史编撰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专门分类汇辑与论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的书籍,在历史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是典志体史书大放异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文章试图着重对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这一时期的典志体史书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有个宏观的了解和把握。     

基于Wigner高阶谱的ECG信号分析

采用二阶Choi-Wigner Ville变换来分析晚电位信号,解决了用时域或频域方法不能观测到晚电位的问题,并对消除交叉干扰项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该方法取得很好的效果,特别针对非高斯信号,它能给出更好的时频分辨率,给医生提供一种新的诊断工具。     

教育哲学的大趋势——主体性教育

主体性教育是一种教育观念：它认为现代教育是以对真、善、美的追求为理想，以对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确认为依靠，以受教育者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开发为核心，致力于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教育。     

浅谈西方传统人论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

分别从古希腊早期(古朴时期)、古典时期及希腊化时期等几个阶段,阐述了人们对其自身的认识过程,由此得出西方传统人论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自然哲学向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形态的转变和二者的统一,以及随后的以个人生活为本位的伦理思想到最后超越现实的新柏拉图主义.     

巴什拉的科学仪器思想概述

科学仪器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科学哲学家大多忽视了对于科学仪器的研究。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对科学仪器展开过具体的论述。巴什拉认为科学仪器是＂物化的理论＂,科学具有物质化的力量,仪器是科学理论物化的产物。巴什拉提出＂现象技术＂的概念,强调实验中仪器与理论的建构作用。巴什拉认为现代科学现象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通过人类参与自然而建构的,特别通过仪器和理论的解释。巴什拉的科学仪器思想可以作为整合后SSK与科学仪器哲学研究的切入点。     

博克康德崇高论

博克的崇高论对康德有很大影响 ,但它们奠基于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 ,因而其理论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博克的崇高理论流于经济主义的描述 ,康德对之作了先验哲学的提升 ,从而实现了对博克的超越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条件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也是其兴起的外在条件。其兴起的理论前提是对孔孟之道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超越。这也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兴起的内部机制     

清末对法治局限性的认识

清末,在有关法治的喧嚣声中除了赞美和肯定,也夹杂着着一些谈论法治局限性的声音。清末有关法治局限性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的批评;另一类是质疑西方法治可能走向只重视法律而忽视个人道德的道路,最终会导致个人道德低下;第三类则是根据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对近代西方法治彻底否定,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法治。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

两宋儒学提倡不盲从的普遍怀疑精神和学贵得之于心的自由学风，以“理义大本”为理性支点，力求除去个人私见与锢蔽，即从经文本身的语境即“上下文义”、理解的时间性即“熟读深思”上，“不为文字所桔”，求得圣人之意。这样，两宋儒学中的语言哲学既接续了汉唐注疏对圣人之意的传述，接植了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名实之辨的语言哲学精神，又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在读经与做人、创通经义与自我省察乃至提升理想人格上，提出了值得一再回味的命题，从而启开了经学与理学互释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