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十七年文学综论

关于十七年文学,任何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都不免失之简单,而应尽可能重返文学现场,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以客观、理性的审视。作为“为工农兵”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文学思潮在规范与质疑中交替演进,创作主体具有认同与焦虑的心态特点,文学作品则主要有建构与超越这两大叙事类型,总体上体现了对“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致约·布洛赫》、《致康·施米特》、《致瓦·博尔吉乌斯》为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恩格斯在其晚年与布洛赫等人的书信来往中体现了其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廓清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唯物史观、遵循历史规律、坚持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     

60年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60年前中国人民走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其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艰辛的过程。实践证明60年前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惟一正确选择。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国情,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发展方向、制度框架和领导核心的坚强保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不动摇、不松懈,对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清朝末年有关农业政策的实施

清末重农与传统的重本抑末不同,它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支持农业发展,采取了兴办农业教育、组建农会组织、鼓励农业垦殖等一系列兴农政策措施,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近代化。但由于封建制度性障碍,清末朝庭的腐败,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仍相当缓慢。     

贵州国画六百年略论

贵州中国画萌芽于明初,六百年来它在继承中国古代绘画传统,汲取地域民族文化养分的基础上,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由一脉不为人知的地方绘画成长为中国绘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独特的风韵开放在黔岭乌江。文章从宏观视野对贵州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画的衍变轨迹进行了初步梳理,并对数十个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作了概略论述。     

高校图书馆30年评估实践综述

30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评估工作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走过了部分省际图书馆评估、全国范围的省际图书馆全面评估、部分地区或全国范围的省际各种单项评估、加入全国统一的教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这样一条不断变化的道路。分4个时间段分析了30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评估实践的经验与不足。     

北京煤炭工业60年发展述略（1949-2009）

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北京是少有的具有煤炭工业的城市。本文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60年间，北京煤炭工业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以及取得的主要成就，同时总结了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发展历程以及经验教训，既有鲜明的特点，又堪称这一时期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缩影。     

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

在1949年后的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也使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在分化变动之后走向高度同一;在建国后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破了僵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发生了积极的嬗变.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新中国六十年的"革命"和改革实践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QALYs versus WTP.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WTP) are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the value of reductions in health risk that are often used in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s. Although both methods are based on individual preferences,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differ. The different bases yield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about the relative value of reducing health and mortality risks to individuals that differ in age, preexisting health conditions, income, and other factors. The choice of which method to use depends on judgments about what constraints should be placed on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what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ggregating preferences across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