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话语与卑琐现实的喜剧：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

残雪早期的先锋派小说在反讽的向度上有力地揭示了宏大话语与现实的错位,从而凸显了个人与群体的交往困境。从1980年代中期的《黄泥街》[1],到1980年代末的《突围表演》[2],到1990年代初的《思想汇报》[3],残雪的小说话语始终以主导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观、绝对叙事来处理空洞、错乱的日常事件——《黄泥街》描述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群如何生存于华丽而虚拟的主流话语中,《突围表演》记叙了街坊邻里如何在高尚话语的框架里将现实世界设立成趣味盎然的卑琐现实,《思想汇报》则书写了个人幻想如何以崇高话语虚构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展示了荒诞不经的人际关系。     

张爱玲小说中的“留洋者”探究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身份特殊的"留洋者",他们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以拯救者的姿态给女性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但由于多种合力因素的影响,他们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牺牲品。张爱玲塑造这批"留洋者"的原因是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畸形的家庭环境,她企盼以西方现代文明来批判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寻求解放的新途径。从这点而言,张爱玲无疑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五四"文学精神。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主体话语权利

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中 ,作者对话语权利的争取是其最明确的特征。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转换调整 ,都是为了确定自己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地位 ,确定自己在叙事中的话语权利。这一切与苗族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动因和外在表现形态。沈从文对苗文化的认同 ,对苗族人文价值观念的认同 ,导致了他小说创作中相同于苗文化传承的叙事的产生     

戴来小说创作刍论

戴来是“70后”作家群中最富潜质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具有非亲历性的特点,注重经验之外想象力的延伸;零度叙事、冷静的语言风格与作品内容形成强烈张力;偷窥是她作品中负载着温情的人文关怀的独特视角。     

跨世纪台北小说的"冒险性"诠释

本文尝试着解读王德威编选的“三城记小说系列.台北卷”《微雨魂魄》,旨在揭示跨世纪台北小说的丰富、复杂、暧昧与多变的特质,并以小说作为镜像,打量台北的表情,触摸台北的心跳,期待着两岸文学取得共同的发展与繁荣。     

浅析晚商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商王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其对周边部族方国的辐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这种辐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商王朝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及占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辐射力为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从“纯爱”到“穿越”--网络言情小说模式的演变

随着港台言情小说的盛行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被新文学压抑近半个世纪的言情小说在上世纪末闪亮登场,并在网络时代重新繁荣。在中国言情小说史上,琼瑶模式曾引领了言情市场很多年。网络言情小说似乎也延续着琼瑶模式,经历了一个从“纯爱”到“穿越”、从灰姑娘到玛丽苏的阶段,随后又出现了反琼瑶、反纯情等多元化现象。网络时代实现了言情小说模式的转型。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

元代前期 ,北方诗人偏重纪实言理 ;由南宋入元的方回等人继承南宋诗学 ,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戴表元等人对宋、金诗学的流弊进行反思 ,提倡宗唐复古 ,赵文等人却强调写性情之真 ,从而形成了师古与师心两种倾向。元代后期 ,诗坛上形成了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和以刘诜等人为代表的师心派。元人推尊唐诗 ,出现了研究唐诗的专著 ,对诗格、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