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权的民法溯源及其法制化

劳动力权早在个体小生产时期就已得到了民法的默认,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力权开始凸现。经济法将全面创造劳动力权,以保障社会化生产的需要。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中的依法执政基本途径

依法执政或依法行政,作为执政方式最为直接、最为具体的基本实践环节或途径,在相当范围内反映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实现程度。这取决于《行政许可法》不打折扣地坚决实施,政府的依法执政职能方式从重管制向重服务转变;职能范围从“全能”向“有限”回归;职能性质由“专断”走向真正“民主”;职能习惯从主观随意转向严格的法治。     

论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

“承认和维护动物福利,认可和维护动物的自然权利,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也是保护人的利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这些是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动物福利法确认的是“动物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法律确认了动物是人。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不虐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起码要求。科学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基础,人文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灵魂。只有形成并贯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念,才能在一个汇集多种文明、多种主义、多种观念的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启动和推进动物福利立法。     

以人为本 依法行使高校管理权

一、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至60年代初,是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初创时期,学生管理制度的建设,主要侧重在对学生的学籍管理。“文革”时期,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     

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取代了1962年第17号条例,废除了原有的事前申报制度,实现了欧共体竞争法实施的非集权化,加强了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权,由此确立了“非集权”的竞争法实施机制①。在新机制下,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发展欧共体的竞争政策,实施欧共体竞争法的任务由各成员国承担。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竞争法体系之一,欧共体竞争法的最新发展对我国竞争法制的确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民族教育的“依法治教”及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现行民族教育法律制度理论准备有所不足,民族教育立法欠完善,可操作性差。应当正确认识和重新界定“消灭三大差别”的科学内涵,深入调研,转变观念,建立适合我国民族地方条件与民族特点、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新的教育模式,制定实施《民族教育法》,促进民族教育“依法治教”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演化规律及防控策略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不仅是公众感知社会风险的自我表达,也是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重要参照。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舆情风险演化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规律：萌发期呈现出舆情风险突变规律式演化;扩散期呈现出舆情风险涟漪效应式演化;高涨期呈现出舆情风险共振规律式演化;消退期呈现出舆情风险耗散规律式演化。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演化的生成动因是固有因素、人为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社会隐性风险与舆情风险相叠加、公众感知风险增加舆情变换风险、网络环境失衡加速舆情风险扩散、公共管理风险导致舆情风险反复。为推进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应强化舆情风险沟通理念与防控意识,完善舆情风险防控法律保障体系,构建舆情风险防控常态长效机制,提高舆情风险防控技术创新水平。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