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现状及完善

把突发事件处理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的关键环节。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出发,首先简要阐述了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然后进一步分析了目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优势及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一些完善措施。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与金承光先生商榷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道义逻辑不是因为实际应用而产生,它不能够即时的被法律逻辑所应用并不表明它毫无作用;即使是在应用领域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前景;在知识表达领域,在多智能主体系统领域都可以看到道义逻辑在发挥作用。     

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与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为整体目标,以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人际利益关系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等自由为价值依归的社会秩序状态。和谐社会在形式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主体行为的规范性、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其实质方面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公平合理配置和整合,社会利益冲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和机制得以公平合理的解决,进而实现多元社会利益动态综合平衡。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具有理性化、讲平等、重诚信、守法度等特点,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缓和与消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社会功能。     

戎昱在江南地区的生活与创作

中唐诗人戎昱从大历初年回到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到大历四年前后在澧州刺史府中作幕僚。大历五年冬天,先后游历衡阳、耒阳等地,大历十一年流徙到桂州。建中三年到兴元元年他曾担任辰州刺史,贞元初年,改任浙江东道某州刺史,贞元七年,任虔州刺史。他的晚年颇为凄惨,在颠沛流离的后半生生涯中,创作了不少富于感情色彩的诗作,或述说自己命运的不济,或钟情朝廷,或思念故乡。他的抒情小诗也富于文学情感。     

电商平台“砍单”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电商平台购物中发生危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的经营者“砍单”行为日益增多,当事双方冲突不断。造成“砍单”行为与日俱增的根本原因是要约邀请、要约、承诺判断标准的不统一以及经营者滥用格式条款。因此,有必要对“砍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首先,应当注重事前规范,即统一要约邀请、要约、承诺的判断标准。其次,要规范电商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即认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及有争议的格式条款不能单独由电商平台制定。最后,在“砍单”行为发生后,既要规范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同责任承担也要规范电商平台与经营者的责任承担,从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基因编辑的刑法规制 ——兼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以及可遗传等,该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因编辑的风险。按照基因编辑的目的,可将基因编辑分为治疗型、预防型和增效型三种。增效型基因编辑以及将人类胚胎植入动物体内或将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严重违背医学伦理且造成人类毁灭危险,应属于刑法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其他基因编辑行为也应视情况构成毁坏财物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等。此外,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时,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视情况认定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     

论湖湘文化与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的浪漫笔致

浪漫是湖南现代话剧作家创作的一大风格,该风格的产生与湖湘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奇山秀水以及浓厚巫傩风尚的滋养与孕育下,湖南现代话剧作家或将丰富想象力投注于作品,通过非常态情节的叙述令其呈现出浓郁的传奇色彩;或借助爱情故事和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痴情男女形象的描绘,表达崇情尚性的情爱观。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笔下的浪漫还表现出集融地域文化与时代风雨的别样形貌特征,如直白抒发情爱欲望,表现主体精神自由“灵”与社会现实“肉”间的分裂与矛盾等。     

在坚守与转换中思索人性:刘庆邦小说的空间书写

刘庆邦着眼于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多年来坚持书写农村题材和普通矿工的平凡生活,新世纪以来创作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则将创作视点转移至进城打工的保姆群体,不变的是他对底层百姓的人道主义关怀及对人性问题的深入思索。不论是城乡交叉地带的煤矿叙事所呈现出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还是“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中空间权力对进城乡下女性的规约与限制,都表现出刘庆邦小说明显的空间意识,也体现了他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