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基础设施保护及对策探讨

电信基础设施是通信的网络和命脉,是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但是近些年来,通信基础设施防护一直是个难题,偷盗毁损通信基础设施的现象十分突出,给国家和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威胁通信网络运行安全。通过内涵、外延的叙述对基础设施的概念作了解释,在此基础上对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助推作用及乘数效应两大特性作了分析,阐述了基础设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列举了公用电信设施被破坏的几种现象,指出电信基础设施安全状况令人堪忧;通过观察分析,提出了在保护基础设施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指出打击不力、监管不严是其主要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从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宣传教育、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及其现实改进

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特色和亮点,但《反垄断法》实施五年多来,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方面成效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反垄断法仅授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行政性垄断的"建议权",将行政性垄断行为排除于司法诉讼之外,规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情况。为此,亟待健全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重构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体系,还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

将法律后果界定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不仅与法律规则和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相矛盾,而且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相冲突。法律后果中应包含奖励,有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后果。规范适用的条件应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     

生态文明的道德与法律支撑

伦理与法律是保护环境的两种主导方式。对生态环境保护来说,道德伦理建设与法制建设同等重要,后者是制度层面的,是强制性的,前者是内心自觉的,是基础性的。如果单纯依靠法律的外在强制力量并不一定带来人们心理上对保护环境的认同,而只有得到人们普遍心理认同,只有这两种外在与内在性因素的同构与融合,才能切实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所以生态建设,要坚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     

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反思

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学界多年来最为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指出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才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一个法律部门出于对某种利益保护的需要,往往调整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同一性质的社会关系由于承载了不同的利益,也往往需要不同的法律部门共同调整,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正是如此,它们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技创新法律保障问题论略

法律对科技进步的独特贡献表明 :要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必须健全法律保障机制。我国现行科技立法中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科学性、系统性不足 ,这种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对科技创新保障作用的发挥。立足国情 ,在科学的原则指导下 ,精心设计各项法律制度 ,是完善我国科技法 ,使其进一步发挥促进和保障科技创新作用的内在要求。     

法律位阶划分标准探新

法律位阶不仅是法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正确适用的重要前提.目前学界对于法律位阶的划分根据是什么的问题在理论上颇有争议.我国<立法法>本身也没有作出清晰的回答,从而造成对我国法律位阶划分标准认识上的分歧.探源梅尔克-凯尔森法律位阶理论模式可知,法律位阶关系具有三个特性:条件性、具体化和控制性,而位阶划分的实质标准就在于能否实施层级监督和合法审查.这一标准之重构,使我国复杂的法源位阶关系明朗化,并可对实践中的争议性问题作出回应和解答.     

论伦理亲情与法律

伦理亲情在传统社会主要有亲属之爱、别和从 3层含义 ,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亲属之爱。在传统法中呈现法律亲情化趋势 ,现代社会伦理亲情在法律上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整体来说 ,中国现代法出现了亲情的法律化趋势。但现在法律中存在忽视亲情伦理的缺陷 ,有必要将更多的亲情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走向公平正义--浅谈法律监督的意义与局限性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是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认同和恰当对待的表现,也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试金石。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要靠法治,而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公平正义。在实现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法律监督具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功能。     

舆情变动规律初论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因此,它的基本内容可以理解为民众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群体心理活动。在本质上,舆情则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复杂体现。舆情的产生、变化和结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从它的产生看,它是国家管理者“生产”或“管理”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包括各类政策、法规、制度、措施以及领袖形象和社会问题等诸多的复杂内容刺激的直接结果;从它的变化和结束看,舆情是随着刺激它产生的各类社会事项的变化和结束的情况而变动的。但是,舆情作为政治性很强的群体心理活动,它的变化和结束又有着自身复杂多变的规则和轨迹:舆情的主要持有者或主体本身的基本构成和政治素质,都会对他们的群体心理活动的具体情形产生影响;民众对过去的一个社会事项曾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会部分地“残留”在他们对一个新的社会事项的心理反应之中。掌握舆情变动规律,对“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