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历史影响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法律制度多循魏晋,但当时一些有为君主为了适应特殊情势的需要,在取舍中原汉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在行政、刑事、民事、经济、婚姻、司法等制度方面均有所建树,从而使十六国时期的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民族法制建设现代化问题探析

民族法制建设现代化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推动和促进民族法制建设现代化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民族法制建设现代化的要素结构和主要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民族法制建设现代化的途径与措施。     

清代回疆地区法律典章的研究与注释

作者首先对回疆地区单行法规《回疆则例》的名称、内容、修订情况、性质作了新的阐发。其次考释了嘉庆年间回疆参赞大臣署衙所藏法律文献,并结合史实分析全国性法规在回疆的实施情况。复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回疆地区伊斯兰教经典的文本、著者、内容及影响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最后分析了回疆法律体系的特点。作者认为,清代法律和伊斯兰教法律各具鲜明特点,同时又有较强的互补性,它们的结合使回疆法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民族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初探

当前,我国民族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面临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对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都不充分,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为此,我国应根据民族传统知识的特征,制定和完善保护民族传统知识的国内法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在保护目的、权利主体和客体、内容、期限、侵权行为及其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进而有力地保护与促进民族传统知识的正常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自治市法律地位刍议

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治地方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原因之一是宪法和自治法没有赋予自治市以自治地方的法律地位。宪法和自治法赋予自治市以自治州、自治县同样的法律地位,是自治地方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     

论法与法之间抵触的判断规则——在放权地方立法背景下的观察

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与法之间抵触的判断标准,理论和实务也大多倾向于对抵触情形进行列举式描述。为了使抵触的判断标准更具操作性,从规范角度进行精细化建构尤为必要。法与法之间的抵触微观上是法的要素之间的抵触,法的要素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通过逻辑的整合,可以将法与法的抵触分为下位法规则与上位法原则的抵触、下位法规则与上位法规则的抵触。下位法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基本原则,但法律原则不应包括主观的立法者本意。对于不同位阶法律规则之间的抵触,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仅可以作为抵触的抽象分类标准,至于具体的判断规则,仍需依据法律规范的内容种类进行类型化分析。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PPP模式在政府债务危机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政府债务危机频频爆发,国务院办公厅下文要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融资权,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 P P模式)被列入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之中,该举措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对PPP模式适用于政府债务领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在缓解政府债务的PPP具体模式中加以选择,并从法律层面保障PPP模式的实施.     

法律解释学的主观主义批评与哲学解释学的回应

认为哲学解释学把法律解释学引向主观主义陷阱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这个批评是从制度之维和认识论之维展开的。制度之维的批评从中国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反推法律解释学决不能借鉴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哲学解释学;认识论之维的批评主张哲学解释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不足以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前见,因而不能使法律认识有效地避开主观主义陷阱。然而,哲学解释学的经典文献《真理与方法》的相关内容证明了事情表现构成了前见合理与否的判准和法律认识的“证实”标准,从而对主观主义的批评构成了有力的回应。据此,法律解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一门以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为基地的、隶属于法律认识论的法律解释学,而不是返回到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