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及启示

《管子》、《商君书》与《韩非子》三部法家经典著作蕴含丰富的国家信用观。法家呼吁建立国家信用,认为国家信用是国家法律得以贯彻的基础,对于国家建设、外交攻防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提出信先于法、法高于权、权为法用的原则,以及立法树信、执法固信、普法表信的国家信用建设方法。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对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推行依法治国具有借鉴意义。     

法、儒之间的政治抉择——李斯政治思想新论

李斯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政治思想及实践对秦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李斯的政治思想体现出法儒并存、以法为主与法儒互补的理论内涵,适应了秦汉时期新的君主专制政治的历史发展,构建起一个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功利性的思想体系。李斯对法、儒政治思想都有着深入地汲取,但从其政治实践看,这两种思想因素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存在着互补、融合的另一面,形成其政治思想的内在的双重性。李斯是秦汉时期法、儒相结合的新型政治官僚的先驱,其政治思想折射出这一时期新的君主专制政治模式的初期的探索与发展,因此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法家思想在秦的实践及其在婚姻制度中的体现

论述了儒法思想的产生、冲突和法宗思想在秦国的推行并获得成功的原因 ,同时通过讨论法家思想在婚姻制度这一礼制核心上的体现 ,认为“法治”有优于“人治”的方面 ,中国古代有过崇尚“法治”的传统。     

网络侵权纠纷中法律原则的适用

网络侵权纠纷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逐年增多,这类纠纷也呈现了新的形态。对这些纠纷的法律规制,是满足社会对法律的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规则的结构决定规则适用范围比较有限,而原则的特性使得其经过解释可以有更广泛的适用空间,因此面对各类新型网络侵权纠纷,法官自然倾向采用原则裁判。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检索中发现了三个运用了原则进行裁判的网络侵权案件,法官通过原则的适用,扩大了权利人救济的空间,弥合了法律和社会的差距,维持了社会的公正。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同时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为科学理论根据     

试论不起诉之自由裁量权

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惩罚性向惩罚与教育并举的方向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带上法庭受审不是最终目的,在起诉阶段进行分流的主张已得到法学界的广泛接受。这就是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从理论和立法方面进一步确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价值,使不起诉裁量权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相适应是法学理论界面临的任务。     

法家思想衰亡原因的法理学思考

从法理学视角探讨法家思想衰亡的原因,认为在立法思想方面,法家视法律为工具,片面强调法律的作用,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法律实施方面,法家思想从重刑厚赏到以刑去刑的转变,无视社会形势的变化;一味推行文化专制,是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分析其原因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类推制度适用设计

类推制度适应我国的实际需要,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虽有所区别,但也具有一致性和互补性。因此应积极完善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实行有严格限制的类推。     

整体论进路与乡土共同体--论"儒法合流"的成立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模式的"儒法合流",其成立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整体论进路,在儒家是强调"家族本位",并通过"孝"的中介而连接到国家;在法家是赤裸裸的国家本位,其实质是强调君主私利.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关联是通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来实现的.二是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秦汉地域制国家产生以后,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乡土共同体并没有随之消解,国家政权力量还不能在长期内有效延伸到乡村,这些地域的社会整合必须借助儒学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