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民国年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变革时期。与此相适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围绕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以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介绍和品评了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以文化为武器推动了社会的改革和民族的解放。     

我国区域立法主体制度探析

区域立法在主体构成上是复合的,这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有关。当前对我国区域立法之“区域”的界定主要依据两个标准,即经济标准和行政标准。立法主体应包括立法职权主体和立法参与主体,这同样适用于区域立法主体。其中,一般地方立法机关是构成区域立法职权主体的最主要部分,而区域立法参与主体是区域立法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我国区域立法主体的运作机制而言,区域立法参与主体应该发挥更大甚至主导作用。     

农村妇女参政权益及其法律保障

对“农村妇女权益调查”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仍存在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不高、权利意识较淡薄且从众心理较强、农村群众普遍不认同女性的管理能力等问题。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我国农村妇女参政权益,应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女性候选人及女性代表的具体比例以及补选措施等相关规定,补充规定各级妇女联合会对妇女参政的监督机制,增补对妇女参政比例的保障监督机制。     

医疗纠纷可仲裁性的法理思考

在医患矛盾时常发生的今天,探求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已经成为必要。针对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展开法理分析,通过对国外医疗纠纷仲裁机制的考察,分析医疗纠纷仲裁的特殊功能,论证其可仲裁性,显得尤其重要。在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医疗纠纷可仲裁性采用一般模式的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实施细则)》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经验及启示

公众有效参与立法活动能够促进立法的民主性,提高法律规则的可实施性。2018年12月,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实施细则)》公布于世。除具体条文外,另有详尽的公众参与制定该规则的全过程记录同时发布。通过对美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全阶段进行分析发现,其公众参与立法程序较为完善且公众参与性强。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现状,提出引入“立法预先公告”程序,扩大公众参与主体范围、增加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适当延长公众评议时间、完善公众评议反馈制度、进行充分的立法信息公开等具体建议,切实保证公众在参与立法过程中获得现实参与感,以促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助力。     

临终关怀制度构建:挑战与线路图

临终关怀对于减轻身心痛苦和死亡恐惧的显著作用已经得到国内外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充分证明。据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内外专业期刊统计数据,中国临终关怀现状堪忧,中国社会老龄化及城市化加速发展使临终关怀事业遭遇日益严峻的挑战,体现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法律法规缺位、职业培训不足和程序化措施不力。研究基于国内过去30年来临终护理经验教训的现实,以充分数据资料分析中国临终关怀体系建构在观念层面、财政保险资金层面、法律法规层面、教育培训层面和医护制度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医护观念陈旧和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临终关怀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具体为临终关怀法规与医保管理的制度性优化、拓宽慈善资源和培育临终医护资源。     

政治辩论中情态隐喻语用功能分析

以2004年布什和克里的第一场总统辩论赛文本为语料,尝试着把情态隐喻作为一种视角,分析政治辩论语篇中情态隐喻的语用功能。试图说明情态隐喻不仅是政治辩论的一种语言特色,而且对实现辩论的目的有着重要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加深英语学习者对目标语的理解和感悟,有效地改进他们对目标语的运用和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     

网络语言暴力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立法构想

网络语言暴力的泛滥以其独有的方式撕裂了道德底线,向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此类事件不能仅在道德层面进行约束和思考,道德的谴责已无济于事,必须从法律层面进行约束和思考。网络语言暴力属于名誉侵权行为。既然属于侵权行为,那就应当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以法律从主体、客体、内容和责任方面进行有效规制。这样有利于拓宽法治的空间、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惩治、震慑和预防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行为,净化网络社会环境。     

关于"以德治国"思想的几个问题

认为"以德治国"就是要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治理国家.它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抓好政治道德建设,坚持以德治政,从严治政,深入开展道德教育,积极营造有利于加强道德建设的舆论文化氛围.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文章还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限制研究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定,未能顾及“较大的市”和部分新赋权的设区的市立法的实际需求。在立法实践中,某些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越过了立法权限的边界,存在越权立法的现象。因此,需要调整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限制模式,建立纵向合理的立法“分权”体制,赋予设区的市相对完整的地方立法权,并通过立法批准等控权机制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的监督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