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份回购的立法原则和立法设计

股份回购的立法原则根源于对股份回购的价值衡量 ,股份回购立法原则的现有认识皆有失妥当。我国股份回购的立法原则应确立为严格限制原则 ,其立法设计应严格贯彻这一原则     

胎儿健康法益保护的相关问题探讨

传统民法认为,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由于尚未出生,不能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因而其健康利益受到侵害时,也就无从主张权利救济和损害赔偿。但在现实生活中,侵害胎儿健康利益的情形大量存在。从对胎儿健康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看,"法益说"比"权利能力出生说"更有利于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同时,"保护先期人身法益"这一原则也逐渐为各国司法实践所确认;然而相比较一般民事主体而言,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更有其特殊性。我国法律对胎儿健康法益的保护问题涉及甚少,立法亟待完善。     

《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价值取向与实施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是一部最新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它集中反映了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新成果。研究立法背景是理解该法的基础,在其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中融入的"有限、透明、诚信、效能、法制统一、服务、秩序"等的法治政府的真谛值得凸现和倡导。同时,不应忽视该法实施和贯彻中将会面对的问题。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论

在刑法规定渎职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渎职罪主体的适用问题做出了扩大性的立法解释,这实质上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做了广义的解释.外延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内涵的界定,关于渎职罪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论也需刷新,即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     

再论“矫制”——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

“矫制”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之一,它的立法宗旨在于防范和惩治臣子借用皇帝的名义行事。《张家山汉墓付简》公布的《二年律令》中有关“矫制”的条文,表明汉代的“矫制”之法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矫制”之罪存在着由二级制(害、不害)向三级制(大害、害、不害)的转变;“矫制害”与“矫制不害”之间在量刑定罪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对“矫制不害”的惩治仅仅是“罚金四两”,这是强调根据案件的客观效果来量刑定罪,它关系到对汉代法律思想的总体评价。     

俄国“布里根杜马”是咨询性机构吗

"布里根杜马"历来被前苏联史学界定为"咨询性杜马",本文根据史实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它是俄国准立法机构,构筑了此后立法性杜马的框架.     

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主要源于儒家及佛家宣扬的慈善观念,基于这种理念的救济活动源远流长,体现出慈善恩赐、重养轻教、济贫救困的明显特色,但终究不能将社会救济事业导入法制化轨道.晚清以降,受到西方社会救济理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开始向近代嬗变,慈善观念演进为国家责任观念,重养轻教的消极救济观念演进为教养并重的积极救济观念,道德色彩浓厚的济贫救困观念演进为"全民救济"观念.理念的嬗变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并进而在民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社会救济法规中化为国家的立法诉求.     

网络刷单炒信刑事定性因果反思与司法坚守——非法经营罪之孽缘消解

网络刷单炒信被司法定性为非法经营，但却值得商榷。首先，非法经营罪规范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国家特许经营制度被侵犯，与刷单炒信侵犯的网络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大相径庭；其次，网络刷单炒信虽违反“国家规定”，但是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这一构成要件，其虽然属于“违法经营”，但因为不存在相对应的合法经营而不属于“非法经营”；最后，司法定性根本原因在于网络刷单炒信社会危害性巨大，并且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无奈的司法犯罪化。因而，司法者应当有气度容忍社会不公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是非曲直判断舆论风气而维护司法独立，坚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并响应刑法谦抑性，当为司法应然路径。     

孔子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