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论我国国家赔偿标准的提高

国家赔偿标准过低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一大问题。应采用补偿性和惩罚性相结合的原则确立赔偿标准。本文从公民人身自由权、公民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4个方面对赔偿标准的提高进行了具体研究。通过和民事赔偿标准的比较,提出国家赔偿标准应具有合理性和可执行性,结合适用法定标准,尽可能地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进行完全赔偿。同时,对有关突出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国内专利情报研究综述

本文从专利情报的作用、分析、工作等六个研究热点对国内的专利情报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总结和概括,并对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断章取义:意义生成机制合法性的维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断章取义"的意义生成机制的合法性予以简要维护。一、依据哲学阐释学理论",前理解"的存在是阐释者不可逃避的宿命所在,因"而此非诗人之情,而引诗者之情也"也即"断章取义"式理解应当是合法的。二、从语义学角度来讲",断章取义""之取"的主要诉求乃为当下的交流效果,只要能够达到此一目的,即"有断章取义而理可通者"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它是合法的。三、从互文性角度来审视",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一命题已经表明对于《诗》的断章取义其意义生成也应当是合法的。     

“当/在S还是X的时候”结构新探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当/在S还是X的时候"的结构和功能;第二部分分析简缩形式"还是X的时候";第三部分探讨常见组合"当/在S还是X的时候,S'就……"的意义与语用特点。最后是本文的小结。     

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

中国形象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马可·波罗时代强调的是物质上富强的中国形象,门多萨时代强调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形象,伏尔泰时代强调的则是一个思想上具有深刻启蒙意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纵深研究中国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性是一个跨文化空间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启蒙,西方现代性中也有中国灵感.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从“走出去”工程看同族异域跨文化传播

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疆电视台“走出去”工程是一次文化交流的尝试,“走出去”工程应该考虑文化认同、语码选择和编码方式等问题,重视新闻节目,讲究传播方法和效果,拓展传播途径,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更好为推动文化交流。     

新的教育理念下构筑班级管理中的合作机制

21世纪,合作将成为时代的基本精神。因而,在班级管理中尝试一种合作管理模式,是新时代教育管理领域的具有探索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