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规范方面的正当性。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监管都存在不足。在民法和刑法保护的局限性、行政机关的专业高效性,以及现代法治对权力控制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行政机关承担消极不侵犯和积极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应当受到法律保留、最少必要、安全保障等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通过对“限制的限制”,实现个人信息在行政法领域得到充分保护的目的。     

会计集中核算的局限性及改进对策

会计集中核算是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在规范会计基础工作等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显现出诸多局限和弊端,如不利于会计人员管理,弱化财政监督职能,加大财政部门风险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措施:推行会计人员委派制;恢复预算单位会计岗位,积极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努力把强化财政监督落到实处。     

股份公司中投票制度的法律规制--以保护中小股东为价值取向

投票权是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由于股份公司大股东的控制,中小股东在股份公司投票制度中的权益往往受到侵害。完善股东投票制度,确立累积投票制度,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建立表决排除制度等,有利于从制度层面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进一步树立股东实质平等的理念。     

论政府的道德责任

现代社会对政府提出的挑战与政府的道德责任问题相关。政府在其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时尽管有多种多样的理由,但必需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之所以应该承担道德责任,是由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与规范政府行为的需要所决定的。政府只应该承担适度的道德责任。这种适度的道德责任主要包括实现个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与推动社会发展。为了实现这些责任,政府就需要健全制度、经营实体与合理行使权力。     

物上请求权与诉讼时效之适用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排除妨害、预防妨害请求权虽同为物上请求权 ,但无论是在客体上还是在法律后果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对它们能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不应一概而论 ,而应区别对待。除已登记财产之返还请求权可以不适用诉讼时效外 ,排除妨害、预防妨害请求权以及未登记财产之返还请求权均应适用诉讼时效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制度设计

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进行制度设计时,划定的保护范围,既不能像<班吉协定>那样过于宽泛,也不应当仅限于语言形式的民间文学而使之过于狭窄;以物质形态固定并已出版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应排斥于保护范围之外;未形成作品的民间素材,一旦形成整理本则应纳入保护范围.确定著作权主体,就是从法律上承认产生民间文学艺术的群体是著作权的主体,行使权利的主体应当是各级政府,代表各级政府行使权利的为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赋予著作权人的权利应当包括相应的经济权利和人格权.在赋予著作权人各项权利的同时,还应当对权利作相应的限制.     

有关公诉案件二审发回重审程序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发回重审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导致司法审判工作的许多方面出现随意性。文章就其中的发回重审案卷移送,重审的审限、次数和理由,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探究,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     

行政私法中的公私分立———公租房申请审核与租赁领域的规范分 析简

公租房供给所属的给付行政领域有别于传统行政任务领域,对其“行政私法”特性应从行政法理上予以认真对待。而当前我国公租房法律规范因对于该领域“行政私法”特性及“公私交织”情形的无意识,基本上处于一种立法乱象。为革此乱象,须从法理上予以缕析、澄清。借助“双阶理论”的分析工具,公租房申请审核与租赁领域将展现为行政许可的公法行为与签订租赁合同的私法行为两阶段法律关系。该“前公＋后私”法律关系格局的界定将使法律对特定情形下法律效果及其请求权行使情形的规定实现法治化与秩序化,即在公租房供给中实现“公私分立”,使“行政的归行政,私法的归私法”。同时,此种适度融入法理分析的新型立法理念应在今后立法中予以贯彻,以更好地实现法律规制。     

杨万里诗歌创作进阶与“诚斋体”的成型

一般认为,杨万里的诗风有4次发展变化,通过文本细读与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诚斋体"的成型与诗人的创作进阶并不同步;《朝天续集》时期创作变化的实质是将七律改造成流转圆活的风格;求"变"伴随着杨万里的全部创作历程。就"诚斋体"而言,从个体诗风特质萌芽到定型的过程是诗人寻找新的语言、新的审美范畴,逐渐摆脱成法和定式,自然而然地对古典诗歌既有的单元化秩序进行解构的过程。不过以"趣"为审美核心范畴使"诚斋体"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论银行业反垄断规制的有限性简

竞争政策对银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银行业管制与反垄断规制存在复杂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例外适用”模式、欧盟“一般性适用”模式和日本“除外适用”模式。反垄断法对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规制存在限度,没有通行的统一适用模式,且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突出表现为立法选择的有限性和反垄断执法的有限性。银行业管制的必要性、反垄断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中国银行业发展和监管的“路径依赖”以及反垄断立法规定的“暧昧不清”均为其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现实原因。参考国际经验,我国宜遵循“一般豁免、例外适用”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路径,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加强竞争倡导,重视竞争主管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进而取得更好的规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