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不可作积极表述论

当代学者对孔子"忠恕"原则所作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所谓积极表述,与孔子的思想相悖,是不妥当的。忠恕之道,既是一沟通原则,又是一限制原则。而它作为沟通原则是建立在其作为限制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忠恕最终所要达成的"合外内之道",乃是在人我、物我天然差异实现前提下的"沟通"。忠恕所强调的是对"己"的限制和要求,而非对人的限制和要求;在现实的伦理关系中亦强调个体角色和"分位"的限制性,它体现了一种价值平等性的精神,排除了原则的抽象性所可能引发的道德任意。对忠恕的所谓"积极表述",易于导向对其限制性规定的忽视,助长对现代社会业已造成很大危害的自我中心态度,是应予纠正的。     

跨国公司内部市场与税法效力减损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创设了内外有别的"内部市场",内部市场具有一定经济合理性,但引发诸多税收、税法问题,引起税法效力减损,对此,税法应予以适当引导,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主体利益平衡,从而进行"有效规制".但内部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问题",单纯的税法规制措施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有限性,需要从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环境法、国际法等法律角度和经济、政治等非法律角度对其予以"综合规制".     

《商藏》：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写作的局限与可能

庹政2018年创作的长篇商业小说《商藏》,在人物、情节、价值观等方面,相较网络上其它类似的商业小说,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升,但与文学经典相比,尚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作为现实题材作品的《商藏》,以近乎写实的手法,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化,塑造了主人公叶山河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示出现实题材作品的独特魅力;但作为类型小说,其同样具有类型小说的先天不足,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佳作。《商藏》的创作,为研究网络时代现实题材类型小说的创作局限和未来发展提供了范本。     

林语堂休闲文学的意义与局限

林语堂的休闲文学主张心灵的自由,强调个性的张扬,讲究娓娓而谈,注重幽默与和谐的艺术追求。林语堂的休闲文学观及其创作,既具有某种超前性,有着文学上和文化上的积极的建构的意义,又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论我国诉讼时效的功能

我国诉讼时效的功能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原因在于长期时效缺失,＂短期时效＂的功能成了诉讼时效整体制度的功能;它旨在尽快了结民事关系、稳定经济秩序,却背离了诉讼时效通过对权利保护和事实状态维护的调整实现社会经济秩序和谐的功能本质。我国诉讼时效的功能应定位为：既保护权利又维护事实秩序,通过对权利保护和事实状态维护的调整来实现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与安定。诉讼时效功能的科学定位为诉讼时效的期间等具体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完善提供了理论指导。     

论物上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者有被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排除妨害或者防止妨害的发生,恢复物权的圆满状态,得对现为妨害或者将为妨害的人请求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性质是以物权为基础权利的独立请求权,可适用于债的履行或给付的规定。物上请求权既适用于所有权、他物权,也适用于占有,其类别有返还请求权、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三种。根据物上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不能一概肯定或者否定物上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强调了物上请求权的民事责任性质,但是物上请求权的完善,应该不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所能够容纳的。由物上请求权的性质所决定,我国应当在物权之下建立独立的物上请求权制度。     

诚信经营的双维路向及其限制

理解诚信有两种可能的路向,一种是本体论意义的解读,一种是契约化的理解。本体论意义的诚信是一种道德诚信,它将诚信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推而广之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这种诚信只是依存于人的心灵,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强有力的保障;契约化诚信是一种经济诚信,它将诚信视为买卖双方(多方)的一种责任,必须用制度甚至于法律维护,这种诚信在深层次上缺乏人的心灵支撑,是一种次生意义的诚信,在经济利益冲击下容易使人失信。     

有关公诉案件二审发回重审程序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发回重审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导致司法审判工作的许多方面出现随意性。文章就其中的发回重审案卷移送,重审的审限、次数和理由,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探究,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     

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述评

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打工诗歌研究的资料积累;打工诗歌的社会价值认同;打工诗歌评论的认可等。既有成果改变了人们对打工诗歌的看法,展示了打工诗歌的多元化面貌,凸显了打工诗歌在当下文学中被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打工诗歌产生的民间性,打工诗歌文本的复杂性,打工诗人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得打工诗歌研究还存在着整体研究和深度研究的可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规范方面的正当性。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监管都存在不足。在民法和刑法保护的局限性、行政机关的专业高效性,以及现代法治对权力控制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行政机关承担消极不侵犯和积极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应当受到法律保留、最少必要、安全保障等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通过对“限制的限制”,实现个人信息在行政法领域得到充分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