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

对华北各地的祭礼习俗的历史考察说明,华北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即起着功能性作用的宗族聚合手段很少见,但在宗族的象征文化方面则呈现较显著的迹象。与华南的弗里德曼式的宗族相比,华北的宗族是表达性的、文化性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性的。当然,从完备的宗族要素角度来审视,华北宗族是一种残缺宗族。     

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理论传统及其发展

农村社会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具有独特价值。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是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宗族和共同体研究,以及近期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也有助于在某个面向上理解农村社会关系。随着农村社会由封闭性逐渐走向开放性,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日趋理性化,但传统因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然而,如何将农村社会关系研究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以及避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谬误问题等方面,还需要更多努力。     

普安彝族"十二营"考

本文结合彝、汉文献 ,对明代贵州普安彝族“十二营”进行了分析研究 ,认为“营”是彝族的一种社会组织 ,源于历史上的宗法制度和家支制度 ,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相结合的产物 ,具有政权和族权、军事和行政合二为一的特点。文章还对“十二营”的渊源、职能和位置进行了考证     

都市化进程中华南宗族的演变动态:以南景村为例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大城市郊区农村及其宗族组织被卷入到都市化进程中.宗族虽然被官方列为都市化进程的客体,但在地方社会中依然具有主体能动性,与不断成长的都市现代性互动.广州市郊南景村个案考察表明宗族的能动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族与国家认可的村庄正式权力结合;二是族产的公司化经营管理;三是努力从祭祖中建构和发掘适应当代市场社会需要的象征资源,祭祖观念也开始顺应社会文化的转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但宗族的复兴也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对宗族加以正确的引导,它可以向新型农民组织转变。     

嫡庶制度与弱势性别的双重受难者--探春言行结局的深层心理分析

探春是曹雪芹偏爱的人物形象之一，却受到不少读评者的误解。她是嫡庶制度与弱势性别的双重受难者。她一方面自强不息，一方面矫情处世，倒向嫡系一方，希望当权者对自己的婚姻正面干预，从而摆脱悲剧命运。最后，她虽然贵为海外王妃，但依然难逃被归入薄命司的悲剧命运。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宗族组织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变革，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结构的宗族组织不是被动地接受打击，而是积极地去适应。作者以明清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为背景，从土地、贫富、租佃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宗族组织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揭示了正是这种主动性使得宗族组织在明清社会的急剧动荡中趋于稳定。     

宗族大众化与洪洞移民的传说 --以怀庆府为中心

北方宗族在清代普遍发展,就怀庆府来说,清代中后期进入大众化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由于先祖资料的缺乏,民间社会在宗族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巨大困境,于是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应运而生,因此这个故事只有放到宗族大众化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解释.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