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锦州皮影艺术特征及其创新发展研究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锦州皮影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出现新的变化：皮影道具的制作由牛皮、塑料等材料取代了驴皮,皮影戏表演由多人取代了单人,皮影戏表演内容由“熊出没”“小苹果”等现代题材取代了“仙鹤斗乌龟”等传统节目。分析锦州皮影的创新发展之路,对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民间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文学交往空间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学"的生成

"新时期共识"是"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核心,而1980年代在广泛的文学活动领域内形成的具有公共领域幻象的新型交往空间,则是"新时期共识"生成的基础.文学刊物、文学社团和大学是建构新的文学交往空间的主要机制化领域.虽然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因为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新生成的文学交往空间归根结底还是"被操纵的公共领域".     

责任和艺术——回归个人的后现代伦理之思

现代性伦理把道德产生和道德标准都归根于社会,依凭社会寻求普遍的、理性的道德规范,由此造成个人道德责任感的扭曲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衰退.后现代伦理则把道德交还于个人,在承担绝对的、无条件的和非对称的责任之中,个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在后现代伦理之思中,自主和自由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道德行为具有风格化的美学特征,个体的道德生活呈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论阿尔都塞的戏剧批评

阿尔都塞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的文本解读,通过其具有独创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论述意识形态与文艺的关系,并揭示这一理论对当代文学/文化领域的理论启示意义。     

论东北民俗文化的喜剧精神

在我国诸多区域性"文化圈"中,东北民俗文化以其主导的喜剧精神而著称。文章对关东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乐观、粗犷的精神内核予以了自然地理生态、历史人文传统和区域群体性格等多方面的成因探索,并对最充分显现这种民俗文化精神的民间艺术、亚艺术形式——"二人转"、喜剧小品和东北大秧歌做了理性的分析与诠释。同时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喜剧观对东北民俗文化的性质作了理论的界定与阐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