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市场、社会：文学公共领域形成初探

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为理解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既能从社会宏观层面,又能从具体作品的微观层面进行解读的综合视角。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核心是作品的文本生产及其社会传播。从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互动关系出发,可以明晰文本生产过程;从作品、市场、社会三者相互建构的过程出发,可以厘清文本传播的社会意义。在印刷技术进步、版权制度确立、图书市场形成这些时代背景下,作者的文本创作开始从阅读市场及社会阅读期待中确定作品的风格及内容;书商的谋利行为借助市场调节手段,促使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行文本创作;读者的阅读消费实况则对作者、书商的相关努力进行直接评断。作者、书商、读者三者身份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最终以谋求个人主体性为出发点,以共同构建社会公共性为终点,合力推动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述评

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研究,运用从宏观走向微观的理论视域和从分析走向综合的逻辑思维方法,并在将这两种“理论视域”与两种“思维方法”进行历史与逻辑的整合的基础上,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大力倡导,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逐渐衰退,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崛起和鼎盛以及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和特色四个维度,考察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的嬗变历程,以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线索与逻辑理路,更好地完成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学科建设。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学翻译

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的差异会对翻译过程造成影响。文章试探讨后殖民语境下文学翻译中对文本以及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提出全球化语境下要避免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真正实现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在毛泽东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之中形成了雏形和轮廓。按照这个雏形和轮廓,我们可以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中国现代诗化小说文体论

诗化小说当中渗透了诗歌的审美元素,中国现代诗化小说除了西方的影响,更有其传统渊源。诗化小说的文体特征主要有:淡化故事情节,主要表现内在心灵世界;以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为审美构成的中心;跳跃性、音乐性的诗化语言。一方面,诗歌有其与小说异质的规定性,诗歌和小说不宜混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确看待文学体裁的规范性和确定性,具体的诗歌和小说作品的文体形态特征不是固定划一的。     

章法外的成功——沈从文文论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沈从文文论在客观上弥补了新文学发展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就人生观和文艺观的主要倾向而言，沈从文采取相对温和的审美论立场，以美学观点和美学方法作为文学理论的主导观念和方法，在理论上有具体针对性。其主体论批评亦可作如是观，在突出审美独特性的同时以哲学反思为特色，对人的主体特征进行艰难的论证。所长处往往蕴涵所短，这样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都源自于沈从文的文论与创作取同步前行的姿态。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论新世纪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世界的发展已呈现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现代化的特征,在文化领域更是呈现出融会贯通的趋势。文化融合中出现的语言文化异化现象和最近翻译界出现的异化翻译趋向表明,异化策略应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而这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就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异域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同时,异化译法要注意限度,讲究分寸,并借助归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