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论阿尔都塞的戏剧批评

阿尔都塞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的文本解读,通过其具有独创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论述意识形态与文艺的关系,并揭示这一理论对当代文学/文化领域的理论启示意义。     

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

陌生化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翻译的审美客体的异域性及杂合性能给审美接受者以新奇的审美享受,赋予文学翻译的陌生化特征。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意味着避免将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将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保留即异域化、将陌生化的手段保留或将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平行文本的诗学特征杂合即杂合化,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和新奇,产生新奇感。它包括翻译选目陌生化和翻译语言文化的陌生化,是翻译审美和翻译伦理的要求,其本质特征是违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特别是审美接受者的期待规范,造成陌生化效果。     

迷茫中的选择现实中的妥协——对我国刑诉案中证人出庭困境的理性批判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益完善,更趋向于合理。但在具体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怠于出庭逐渐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探究,不能仅站在国家管理者的高度凭惯性思考,需要研究者超越历史的局限,从证人对自身重大利益的关切,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示范导向和人情社会的惰性阻碍着眼,加以理性地批判。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     

《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分析,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孔子"辞达而已"的语言学解读

孔子言语简约,一句“辞达而已矣”曾引起后人的极大关注。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辞达”,见仁见智。就语言的运用而言,“达”指表达、传达,也可指畅达、通达,还可指理解上的通晓、明白;它不刻意求“工”,但也不反对文饰。孔子的言语理论和言语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孔子的“辞达”,绝非单一的传达、表达或通达、明白之意,而是“达其所欲达以期于达”的简略表述;它涵盖了言语动机、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多个层面,蕴含了传情达意、表达流畅、兼求修饰、通晓易懂等多个意思。     

从编辑角度看90年代《上海文学》

从90年代文学与编辑面临的文化语境、编辑的多重文化身份及编辑行为、编辑批评等三方面考察90年代《上海文学》,可以看出其独立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立场,以及敏锐的编辑批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