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未竟的阐释

文学性是定义文学的尺度,从理论上看,对文学性的理解有两大类:本质主义的与非本质主义的。在反本质主义的背景下,须对文学的谱系心中有数: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殖民现代性、文学体制化息息相关,何谓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也与王国维等人的援西入中不可分割。现代文学沿着现代性的不同路径进行博弈,艺术自律历经坎坷。文学性应置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定位,这种共时结构中的暂时共识依然有其约束力,但生生不息的历史意味着它始终是一项无以完成的阐释。     

论海子的经典化及其不足

从出版史、文学史叙述及研究现状的视角考察诗人海子的经典化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种种遮蔽和不足。海子的存在无疑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情结,同时彰显了一种诗性精神,然而学界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随着2009年《海子全集》的整理出版,更多史料的问世无疑有益于对诗人的进一步研究。     

汉语物象词语初探

物象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中具有鲜明形象色彩义的类聚之一。文章从命名取象特点、参照物、生成动因与生成机制等方面,对物象词语的一系列特征进行了探析;此外,还就物象词语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必要性也发表了看法。     

沈从文文论及书信中的鲁迅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系是学界时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前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的战斗》、《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学鲁迅》等多篇文论中都有论述,认为鲁迅作品中具有他认为构成经典文本重要内容的"人生可悯"的情感因素;盛赞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对鲁迅为文为人的高度评价体现出对鲁迅的逐步接受。建国后改业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在他的大量书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富有意味的是,他人生的后40年在书信中提及鲁迅时多隐含讽刺,鲜有溢美之词,而是体现出一种疏离: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曾慥《类说》独存之唐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

曾慥的《类说》,作为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笔记小说集,以其博约兼资、增知广闻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征引亦较多,但系统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以书中收录的唐人著作为例,发现《秦京杂记》、《两京杂记》、《汉上题襟》等三部笔记小说为《类说》独存,这是《类说》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三部书的条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类说》独存之笔记小说条目及价值

曾慥的《类说》,作为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类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与征引,但专门的研究却极少。笔者以书中收录的笔记小说为例,发现《类说》独存的唐代笔记小说条目有186条。这些独存的笔记小说条目,体现了《类说》存亡辑佚、考证史实等作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文学翻译的关联阐释——以赛译和沙译《水浒传》为例

关联理论可以有效地指导翻译活动,对翻译有着极罡均解释力。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语进行阐释的一种动态的明示一推理的过程。关联理论追求意义的最大趋同。因此,译者应根据明示信息,结合自身认知,动态推断出语境暗含结果,建立意义上的最佳关联,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向原文趋同。通过对赛珍珠和沙博理《水浒传》英译本进行探讨和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出,译者知识水平越高,认知环境储备的信息越多,解读源语作品时就越容易透过语境建立最佳关联,译著就越容易为译语读者接受,从而取得理想的效果。     

时间意识：鲁迅研究的一个支点——读吴翔宇《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

吴翔宇《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一书,在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从时间角度考察鲁迅文学创作的本质,探究其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揭示其时间意识的本质内涵,阐显其时间意识的现实意义,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