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繁荣的条件与背景

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奇迹。从文学、社会等诸因素探讨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产生的条件与背景。假名文字的创造与发展为女性文学作品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女性作家长期在宫廷的生活体验以及经历了同时代妇女的精神炼狱,孕育了女性文学的胚胎;而佛教因果报应、循环往世的思想对作者创作文学作品的构思和脉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比较意识

徐复观是一位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成就卓著的当代中国学者。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研究在文类学方法的运用、文章的体貌与风格、《文心雕龙》的内部结构、中国文化的基型和基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与他的比较意识具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具备了国际比较的眼光和世界文明史的视角,徐复观实现了《文心雕龙》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推动了学科的进展。     

近年抗战文学研究述评

近年抗战文学研究有所升温,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中心的形成、研究成果的充实等方面.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文学史及作家作品、社团与流派、传播媒介与抗战文学、区域文化与抗战文学等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热点.抗战文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性工作亟待加强,研究视域尚需进一步拓展.     

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与“神秘主义”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是以对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祛魅为旨归的。它以"精神真实"为旗帜发动了一场文学祛魅活动,以此反抗现实主义对"真实"解释的垄断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然而,先锋文学提出的"精神真实"具有不可调和的自反性,最终导致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神秘主义的盛行。神秘主义的盛行反过来拆解了先锋文学努力建构"精神真实",让这场文学祛魅行动呈现出悖论的一面:祛魅意味着赋魅,建构意味着解构。祛魅的悖论从反面显示出文学必须建立与现实、与世界、与大众的联系,才能让文学具有持久的和真正的生命力。     

西方国家关于国家风险与FDI关系的研究综述与启示

本文对近些年来国家风险与FDI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主要包括国家风险内涵的界定、国家风险的评估与投资决策以及国家风险与FDI关系的研究文献三个方面。通过整理分析发现：西方学者对于国家风险与FDI的分析缺乏理论基础,忽视了国家风险的双重性质,同时也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给予足够重视,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志在役古,不在复古——论余光中新诗意境的古典化策略

余光中的新诗抛弃了早年学西过程中为适应现代征候而创制的梦魇式的支离破碎的意象,转而体认中国古典生命诗学"情志为本、因物感兴、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的生成机制,追求新诗意象的具象性和古典美,并用"平行关照法"、"横向移植法"、"精神内化法",把传统诗歌的意境熔铸在新诗中,让古典具有了"新"的特质。     

“红色经典”版本研究的误区与矫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批如今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关于它们的版本研究业已有诸多成果,但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包括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红色经典"潜在或显在的学术偏见等,由此造成了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规范。正因如此,研究"红色经典"的版本应该要注意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与功底,展开不带定见的精校细读,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展综合研究,得出较为稳妥的结论。     

论19世纪中叶后日本汉文学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汉文学变化极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三个问题论述者较少。一是对日本明治前夕志士文学的评价问题。简单地称明治前夕汉诗主流即志士诗,或简单地认为志士文学是当时汉文学最高峰,是不对的。所谓志士毕竟只占当时汉文学家少数,而且其大多在文坛上并不居重要地位;志士的诗文也并非都是志士文学,其中佳诗大多不能以志士诗目之。二是明治后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的严重性。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自其萌芽时起流毒即无孔不入,浸润于日本文学各领域,首先就是某些志士文学;其后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更为严重。从无名小卒到大官贵族,从杀人屠夫到高雅学者,都有人写鼓吹侵略的诗文。三是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史书抹煞汉文学的错误问题。日本文学史书中,有赤裸裸直接贬斥汉文学的,也有用一些高超玄妙的理论和遮眼的手法来抹煞汉文学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     

"西语中译"的阅读与诠释--翻译语言的语言性、解释性与政治性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经典文献,在概念的移译上,多少潜移默化地在其“解释性”中接受其“政治性”影响。当然,翻译的“解释性”并不直接等于“政治性”,关键在于翻译所奠基的“理解—解释”之根据是“真实”,还是“真理”?而“真理”自身带有的“权力性”自然会向“政治性”转化。这只是一个总的区分,其强弱程度还要依赖许多中间环节——其中主要是推动词语选择的历史契机与精神倾向。这里简化为:在“解释性”中只限于谈“真实”与“真理”;在“政治性”中只限于谈“差异”与“选择”。而总的倾向是要归属于语言的“语言性”中聆听“道说”对意识形态化了的“诸神”或“真理”之审视与限制。     

对马恩有关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再认识--兼与董学文的有关观点商榷

笼统地把文艺视为意识形态,或认为文艺是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意识形态性,都把文艺泛意识形态化。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意,也不符合中外文学史的实际。马克思在《序言》中明确把文艺视为一定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其中部分属于意识形态文艺。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意识形态文艺和带意识形态性文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区别的观点,说明应使意识形态文艺和自由生产的文艺并行不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