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论"起家到可持续发展——"两论"思想在大庆的实践

"两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思想的拓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庆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魂魄。"两论"思想蕴涵着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尺度,符合和谐社会思想的内在要求。通过"两论"思想在大庆发展实践中的主体化,作为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从"两论"起家,到大庆油田的成功开发建设,直至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大庆所走过的辉煌历程,也是"两论"思想在大庆发展实践中充分践行的过程。"两论"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和未来都将是大庆发展实践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大庆可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永恒的思想动力。     

比较文学:历史探求与现实思考

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三次危机。对于中西比较文学来说,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就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现状而言,要紧的还是脚踏实地,多做研究。要对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并解决已有的理论话语未曾涉及的理论命题,真正做到理论创新,从而争取国际文化对话中的话语权。     

袁宏道文学思想再认识

明中叶以后 ,以公安三袁为主力的公安派高举“性灵”大旗 ,开创了与“复古”论调大相径庭的一代风气 ,影响甚大。而公安三袁中尤以袁宏道为重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二、“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 ;三、“本色轻淡”的艺术趣味。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与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背景(女权主义运动)及其理论成果对中国女性意识的崛起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作用。通过梳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兴起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指出这种影响作用是相互的，它不仅对促进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审美价值观念的更新和批评话语的重建，乃至中国的妇女解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文论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和参照作用。     

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

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唐人因为推崇汉朝,对来自汉朝的思想观念接受较多,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论、对策和诗歌中,该观念对唐代文学的作用小于瑞应和封禅。     

对品牌不当延伸的思考

文章界定了品牌延伸的内涵,分析了品牌延伸的动力机制,阐述了品牌不当延伸的主要危害,如引起消费者的不良联想、破坏原有品牌形象、降低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及失去老顾客、使原有品牌价值流失等。就如何正确开展品牌延伸提出了围绕核心价值开展品牌延伸、遵循品牌延伸"近亲繁殖有益"原则、根据产品的不同分类来实行多品牌命名等观点。     

论陕西文学的传奇性

新时期陕西文学特色鲜明:除了内容上作家们对积淀深厚的黄土地农耕文化的深刻把握以外,在表现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中国古代传奇性手法的创新运用;作家们通过传奇与历史典藉的粘贴,传奇与通俗性的并轨,形成了表达方式的可信性:在故事情节的创构上,作家们以巧取胜,创造出离奇合理的审美效果,通过夸张变形,渲染出超常规的艺术境界,取得了出入预料的艺术效果;与传统的传奇手法的“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更为丰富,陕西作家注重文学与时代的联结,使传奇与侠义、传奇与救世理想在新时期文学中形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意蕴阐释。     

编辑批评学创立的重要意义

编辑工作以文章批评为中心,编辑学当以文章批评学为核心,编辑批评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章批评。编辑批评学是对文章批评学的具体实践,是编辑所持文章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编辑批评学创立的重要意义有三点:(1)编辑批评学的创立确立了编辑学的基础理论,对于编辑学科的建立有积极意义;(2)编辑批评学的创立有利于防止学术腐败,弘扬学术正气;(3)编辑批评学的创立对于促进文化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寻根文学民族化追求的回顾与思考

新时期寻根文学的民族化追求是新时期文学民族化意识高涨的结果和表现。内容、形式上多方面的民族化努力体现了民族化追求的成就,但其意义上的虚空和内容上的故事化、传奇化的走向,使寻根文学民族化追求走向了片面和形式。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的“根”的夸张、放大式的集中写照,在充分展示民族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景观”的出现,最终使得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的民族化追求走向了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