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人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人学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是在其"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涉及互助人性论、民生观、自由平等观、"生元"说以及人生观等方面的内容。探讨发掘孙中山的人学思想中蕴含的积极合理成分,在当代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民族地区民生思想研究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鞠躬尽瘁为人民,用一生践行"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信念。他为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殚精竭虑,不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亲自领导了民族地区民生建设。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概括周恩来的民族地区民生思想。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分析

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湖北4个县市为例,分析了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家庭生计策略。研究发现由于子女数量不同,相比子女较多的农户家庭,子女较少的农户家庭生计策略呈现出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生计多样化程度较高以及子女外出务工人数较少的特点,这是子女较少农户为兼顾降低家庭脆弱性和提高家庭收入所做出的适合自身的生计策略。本文还发现,随着父母年龄的变老,子女较少的农户存在潜在的生计隐患。据此,本文提出了提高农户生计资本、以及政府帮助降低农户家庭脆弱性的政策建议。     

从知行角度回顾中国近代史

从知行辨证发展关系观照近代史历程是一个恰当的角度。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目标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于民族前途命运的第一个真知识。以劳工阶级为依靠进行反帝反封建是中华民族获得的关于近代史的第二个真知识。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史两大真知识的坚持者,因而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意义主要在于对近代史革命经验作了总结,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当代史的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现当代史的任务应是发展与增强“民族、民权、民生”。     

论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的民生改善功能

民生改善不仅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期待。然而,"逃离"式的民生改善,突显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除了有着与一般贫困地区的共性之外,文化差异是其面临的特殊问题。他者视角、外来角色的民生改善只能是低效的。在县域经济与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县域高职院校服务民族地区民生改善成为可能。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县域高职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但距应然的理想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数量少、服务定位不够精准以及毕业生的外向输出三个方面。因此,参与民生改善的相关主体需共同为之努力：政府以差异补偿助推美好生活;高职院校坚持服务县域民生改善的办学定位;企业积极参与高职办学,以实现利益共享;个体努力实现自身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     

精准扶贫中农民争当贫困户的行为及其阐释——基于武汉近郊Q村的实地调查

国家精准扶贫的“资源输入”却遭遇农户“争当贫困户”的意外性后果,本文基于武汉市近郊Q村的调研发现：(1)面对国家精准扶贫的“资源输入”,一方面农民会有不服从社会章程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在个人算计理应使他们采取其它行动时却循章而为。(2)农户“争当贫困户”并不是简单出于自利的考虑,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首先,农户生计脆弱而又缺乏保障的客观现实为其行为提供了道义性,而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理念以及投入的加大,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的同时也刺激了农户的行为;其次,在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产生了瞄准目标偏离的现象,这激化了农户基于平均主义心态的社会不公感和相对剥夺感,而当农户的权利意识自觉时,农户出现“争当贫困户”的心态与行为。一个制度必须有一套相一致的理念来支撑,当下农村之所以出现“争夺贫困户”的现象,是国家的期望与农民的理念之间的存在难以弥合张力的表现。     

民生与文明何以并进——孙中山对民生与文明关系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近代中国学者更多地思考文明与道德的关系,有的担心文明对道德的侵蚀而拒斥西方的文明。孙中山则将文明与民生联系起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得文明与民生难以调和,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严重,只有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尚处于贫穷的农业社会,需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将中国引向富强之路。文明与民生在中国是可以并进的,中国越文明,越有利于民生的改善。孙中山对文明与民生的矛盾的思考及其所持文明与民生可以并进的态度,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Ten years of Boko Haram: how transportation drives Africa’s deadliest insurgenc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ways in which much scholarship on terrorism and insurgencies have been ‘a-mobile.’ It addresses this problem by drawing on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to explore analytically how the decade-long Boko Haram insurgency in north-eastern Nigeria have developed around the system of automobility and have simultaneously been transformed by it. The analysis extends to the impact of the violent insurgency and state regulation on populations whose livelihoods are rooted in mobility. Foregrounding automobility as a lethal weapon, an instrument of power, the article recasts the evolution and mutation of Boko Haram in light of how the group weaponizes transportation/mobility, and how it interacts with differently and differentially mobile others. This article should be seen as a first attempt to insert the subject of (auto)mobility into the rapidly growing literature on Boko Haram, contributing to our meagre understanding of how movement and stasis influences the group’s tactics and choice of targets. It brings together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media reports, and hours of observations at roadblocks and control posts operated by a local security assemblage of police officers, paramilitaries, and soldiers.     

“十二五”时期科学发展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难点和对策

"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十二五"时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改革和扩大开放是重点;如何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并驾齐驱、如何保障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不致过大、如何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难点;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业优先、强农惠农,.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关键的应对之策。     

近代以来大同思想的嬗变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化

传统大同思想是一个具有历史生命力的＂轴心期命题＂。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追求中,它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并且在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共鸣中与之实现了贯通,成为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的根据,为中国人民认同社会主义,以它为目标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