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院校本科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地方院校教育教学质量问题随着高校招生数量的膨胀而成为关注的焦点。湖南文理学院立足地方,以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以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为出发点,更新观念,创新机制,逐步建立并完善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以激励为主的开放型本科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驰名商标与中国名牌统一管理研究

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具有同质性,二者分散管理的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文章在分析论证分散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能够实现统一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者统一管理的一些建议。     

新的教育质量观需要科学有效的教学管理

文章论述了新的人才观和质量观的基本内涵。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必须教学质量观念的创新为先导,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和多元的质量观。     

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场域论社区发展理论认为,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社区是地域性社会内不同利益群体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整合起来的社会互动场域,社区发展的本质就是地域社会内居民的自组织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对发展我国社区建设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着中央政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基于复杂网络的投资组合优化研究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的局部聚类系数改进了传统的全局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模型。首先通过股票对数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矩阵构造股票关联网络,然后计算股票关联网络的局部聚类系数,最后通过全局最小方差模型确定最佳投资组合。将改进后的模型应用于A股市场,经过夏普比率、信息比率和欧米茄比率的对比分析得出改进后的投资组合模型在样本外的表现优于传统的全局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模型。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乡村振兴视域下陶行知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复杂系统工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幼儿教育先行。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但因多种因素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急需解决关键问题,突破诸多困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已独到地认识到我国乡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验和探索中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高度契合。乡村振兴视域下回顾陶行知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