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地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以亳州学院亳文化开发为例

为了打造特色地方高校,亳州学院利用丰富的亳州地方传统文化开发校本课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让亳文化校本课程从无到有;校本课程走进课堂,内容得到拓展;课程开发与科研结合,增加了课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突出地方本科学校特色,强化了课程推广和应用。但在亳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增强开发的计划性,形成课程系列开发;打破专业限制,形成专业开发团队;丰富开发的成果形式,改善课程教学方式;注重对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整合课程资源,争取多方支持。     

家庭资本与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返乡从教意愿的关系：乡土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家庭资本、乡土文化认同与返乡从教意愿的关系,研究对江西省赣州市、宜春市两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经过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乡土文化认同对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返乡从教意愿有显著预测作用;家庭资本虽然不能显著的预测返乡从教意愿,但能够通过乡土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显著预测返乡从教意愿,即家庭资本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越强,返乡从教意愿越强。 关键词：家庭资本;乡土文化认同;返乡从教意愿;中介效应     

地方政府购买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价格及效仿特征

地方政府以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空间规划技术服务已成常态,却鲜少有研究关注其价格。根据2017年1月-2020年3月全国市县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项目政府采购信息,分析地方政府购买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中标价格,辨识价格形成的影响因素及效仿特征,为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市级和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采购均价分别为1928万元/项和847万元/项。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采购均价最高,达到2325.27万元/项,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采购价格较高,为949万元/项。(2)规划区域的国土面积、人口密度、经济水平、规划内容、城市发展定位等直接影响空间规划技术服务的采购价格。同时,因缺乏计费参考标准及成本核算办法,中标价格与已招标的同群地区趋近,这种仿效行为可能导致市级和县级地方政府的采购溢价分别达347.42万元和153.65万元,约占技术项目采购均价的18%。建议加强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计费标准或成本核算研究,尤其经济落后市县空间规划政府采购的社会监督,重视地方规划研究机构及其人才队伍建设。     

民国时期海河工程局运行实态：在地方、国家、列强之间游走

海河工程局为中外合作疏浚海河航道而设,存在于1897年到1949年之间。相关研究基本理清了海河工程局的主营业务、运行制度,大体勾勒出了海河工程局与地方、国家、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文章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中外文档案和报纸考察租借破冰船、潮白河决口、墙子河水闸三个事件,分析民国时期海河工程局与国际社会、中国国家、地方社会的关系,以期对海河工程局的运行实态有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认为海河工程局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多变的身份和角色,不断调整应对各方的策略,在国际政治、水利事业、地方社会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海河工程局帝国主义的底色挥之不去。1916年,海河工程局出租的破冰船在海参崴除冰引发德奥两国指控中国违反局外中立,这一事件集中体现了各方对海河工程局的暧昧的机构性质的利用,最终事件在海河工程局代表团议事的框架内解决,体现了海河工程局平衡中外利益、解决中外争端的作用。民国元年(1912年)潮白河决口将海河工程局卷入全国水利规划与天津港口经济发展的矛盾漩涡。海河工程局在中国的其他水利机构的交锋中代表天津地方的商业利益。它依仗外交途径,一方面强势干预民国政府的水利统筹规划,一方面又促成了顺直水利委员会的建立,为上下游水利机构合作创造了平台。墙子河水闸引发的天津内部租界和华界的利益冲突,跨越晚清民国,展现了海河工程局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自身定位的转变。海河工程局最初与租界站在一起,积极谋求海河以外的管理权限,尔后逐渐退出水闸管理,力图塑造一个更加中立、专业的形象。然而在各国领事、租界当局,乃至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海河工程局仍然是洋人利益的当然代表。总的来说,海河工程局的身份有不同的面向,面对各方势力,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定位,以便在纷繁的时局中尽可能地实现机构自身的目的。海河工程局虽然在制度层面是一个独立的公益法人,但它的存在与运行都依附于近代条约体系,无法真正独立。     

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城镇化实践

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     

地方高校科学研究的探讨

地方高校只有在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中,主动扩大为社会服务的职能,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发展。为此,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要以应用性为主,坚持“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应用性技术开发和横向经济协作;进一步完善科研体制,建立科技开发机构和科、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通过横向经济协作,加速地方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     

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地方立法实践及中国借鉴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国际社会逐渐由政策行动向立法路径转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进行专门立法是提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在实施路径上,可以考虑首先推动我国地方省市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先行先试,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各省市可以根据地方实际,率先进行综合型、减缓型或适应型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选择,确立总体立法框架和监管体制,并进行专项制度与保障机制设计。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