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自主创新能力的现状分析

运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南京市自主创新能力水平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可以比较好地把握其自主创新能力的现状。通过对南京市近四年自主创新能力指标的纵向比较,不难发现除了自主创新环境之外,南京市的自主创新资源、自主创新活动以及自主创新产出能力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通过将南京市与三大科技竞争力较强的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指标进行横向比较,指出了南京市在自主创新能力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工业增加值率过低,二是研发经费过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对策和建议。对于提高南京自主创新能力水平,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欠发达地区政府行为公共性弱化探析

公共性是政府的根本属性,它决定了政府必须将公共利益作为政府行为的首要原则,确保公共利益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目前欠发达地区政府行为表现出了利益化、法外化、低效化的不良特征,导致政府行为公共性弱化。本文讨论了欠发达地区政府行为公共性弱化的现实原因,并提出了规避欠发达地区政府行为公共性弱化的路径选择。     

地方本科院校硕士生综合表现与生源关系分析——基于A高校管理学院的实证研究

从硕士研究生的性别、本科学校层次及升学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分析地方本科院校A高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综合表现与生源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本科院校硕士生中女学生整体综合表现优于男生,但男生拔尖比例更高。“双一流”生源的学生获一等和二等奖学金的综合比例高于非“双一流”院校,但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推免生生源占比偏低,并且在研究生期间整体表现良而不优,需要引起关注。生源与研究生综合表现之间关系复杂,没有必然联系,在重视提高生源质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研究生期间学校的培养和学生的努力。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目的/意义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径,但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如何优化政府智能决策模型、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设计/方法从政府治理中智能决策的相关理论入手,对影响政府智能决策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展开了研究,探讨了融合多源信息进行政府智能决策的问题。结论/发现构建了基于政府内外部信息的多源信息融合模型和政府智能决策系统,为智能化政务办公的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风险投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

目的/意义受托管理机构的寻租行为会导致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资运作偏离预定的政策性目标,完善对受托管理机构的激励监督机制, 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对于确保引导基金投资运作的合规性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方法引入监督成本和惩罚函数,并将其植入Holmstrom-Milgrom线性契约激励模型,构建了一个针对受托管理机构寻租行为的激励监督模型。结论/发现最优激励水平和监督力度一方面受政府与引导基金自身特点的影响,包括政府的监督成本、惩罚力度和引导基金所处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与受托管理机构的履约成本、寻租成本和风险偏好有关。政府应在综合考虑这些参数的影响的基础上制定激励监督策略。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单独采用激励或监督策略并不能取得最优的治理效果,只有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寻租行为,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政府收益的最大化。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展望

目的/意义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放管服”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因此,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状况,对今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选取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及研究内容差异。 结论/发现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热点主题存在“差异多、共性少”的特点,而研究团队则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研究内容则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高度一致性特点。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阶段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最后,从强化研究团队间的沟通合作,深入推进案例和实证研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加强民办高校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培养

本文分析民办高校大学生挫折感产生的原因,探寻提高民办高校大学生抗挫折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epressiveness in children in public care

Rajhvajn Bulat 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epressiveness in children in public care Int J Soc Welfare 2010: 19: 412–423 © 2009 The Author, Journal compilation © 2009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an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e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when making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s of depressiveness in children raised in public care. The first measurement comprised 375 children from children's homes and foster families; however, most of the results ar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139 children who participated in both parts of the research. We used the 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 and the anxiety/depression subscales of Youth Self Report and Child Behaviour Checklist as measures of depressiveness. The comparison of results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depressiveness in children in public care decreased over time. Children who grew up in children homes were, in the first measurement, more depressed than those living in foster families, but after five years that difference had disappeared. Furthermore, decrease in depressiveness is predominantly associated with less frequent delinquent, aggressive or hyperactive behaviour, less withdrawal and better control over uncomfortable emotions.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增补

文职僚佐是唐代藩镇的重要组成人员,随着考古资料的增进,有关唐代藩镇文职僚佐的史料不断增加,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对研究唐朝历史将提供便利条件。     

论社区共同体生成的政府培育主导路径

本文通过对朝阳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社区共同体的生成路径是政府培育主导。它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建国初期的单位共同体下,人们不仅缺乏结社传统,而且形成了对政府的依赖心理,致使我国社区共同体生成的主导方式一直是政府生成路径。但在现阶段,政府生成路径已经发生转变,变成了政府培育主导,而不是单位共同体下的政府控制主导,这体现了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是社区自治而不是社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