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词抒情模式的位移

在词从唐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南唐词可谓词运转折的一个关捩.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抒情模式的位移,这主要表现为:抒情主体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换,词的主观抒情性特征的突显,抒情的对象化特征的凸现,以及张弛有度的整体性章法结撰排比等.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李煜父子及冯延已等人对于词这一新的抒情体式的自觉创新,得益于南唐词人对于意象以及词句章的独特理解和运用.     

孔子诗教中的诗性意识

孔子诗学是以诗教有核心的,在孔子诗教中体现了诗性意识。汉儒以“经”解诗,诗性之汩落了。     

别有天地的田园牧歌——中西诗人自然观比较

本文拟在探讨中西诗人在田园诗中体现的自然观以及渗透的文化底蕴。自然是充满人性的存在 ,自然是理性的象征 ,并在神性的自然中实现人性与理性的统一。     

影响数学阅读的因素探析

卞之琳的抒情诗创作中至少有这样几种叙事性因素介入:故事、情节因素;日常生活细节、叙述性口语的运用;叙述视角的变换、叙述结构的大幅跳跃。这些叙事性因素的介入给卞之琳的抒情诗带来了极大的包容性。运用这些因素,一方面是卞之琳出于对感伤浪漫的抒情方式的自觉反拨;另一方面主要受闻一多和艾略特等中外现代诗人的影响,是源于“客观化”、“非个人化”的现代诗学的需求。     

鲁迅比喻的艺术特色

比喻这种修辞格在鲁迅的笔下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鲁迅的比喻具有描写生动、构思新颖、议论精辟、结构多样等艺术特色,充分显示了鲁迅高度的语言艺术技巧。     

试论徐渭诗歌的抒情方式

高反差式抒情是徐渭诗歌抒情方式的突出特征。既诅咒命运又讴歌人生的复杂心理景观是形成这一特征的根本原因     

北宋俗词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基本类型

从社会文化背景方面分析,北宋俗词的创作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有意倡导以及宋代歌舞享乐之风的兴盛而随之繁荣。当时词的演唱环境有四类:朝廷官署集会、私家宴会、妓馆酒楼茶肆和瓦市。由于新兴市民阶层的喜爱,在后两种场合中,俗词大量流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被雅词统治的前两种场合。俗词的创作者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民间艺人,他们或自制或改编前代文人作品,形成了民间俗词。其二为中下层文人,受前者风气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涉足俗词创作,是以形成了文人俗词。     

谈词的句中韵

词中有不少句中韵，它源于诗的句中韵而比其更加复杂，一些还成为词调中的一种定格。本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将词的句中韵分为句内叠韵、一句多韵、二字独韵和句中藏韵等几种类型，并探讨其与音乐间的关系。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