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农地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的影响,分析了现行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的一些障碍因素,提出了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设想。     

论企业的联合产权制度性质

企业是一个以资源、能力与知识为基础的由要素所有者联合与劳动所有者联合相结合以创造、控制、分配 合作剩余的专业化生产性组织。联合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形式,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性质。     

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根本问题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紧紧抓住和解决好基本制度、生产目的和资源配置这三个根本问题.这三个根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基本制度方面,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产目的上,要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保证被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资源配置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有公有制经济的全力配合,政府对资源配置才能真正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然其效果如何还得看这只手有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保证了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必然是也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从而这个效率必然是与公平一致的.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自治·历史·制度与权威——读《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

《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一书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核心问题的一次检阅,其对自治的思索、历史的梳理、制度的考量、权威的评判都是深入而细腻的,其间虽有理论追索的困惑与纠结,但是其对制度影响下的权威的现实勾勒依然因为真实而生动。     

总结党的反腐经验、创新制度与机制建设

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开展的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反腐败斗争,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面对"重磅炸弹"的腐败威胁,坚定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不断深化制度与机制改革,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文章主要从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视角出发,探索反腐的制度与机制建设。     

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的法律规制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对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责任的承担进行了规定,具有保障受害人得到补偿、统一司法实践、降低致害概率的积极意义。但是,该规定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预防功能不充分、适用前提不明确等,没有很好地解决高楼落物侵权所面临的困境。采取社会救济、高楼落物赔偿基金、保险赔偿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救济方式,行政法、刑法与《侵权责任法》相配合的惩罚制度,不仅可以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充分的补偿,而且可以有效预防此类侵权损害的发生。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营方式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通过回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营方式的变迁,认为经营方式的独资化趋势是一种自上而下以渐进式发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中国政府政策引导下的有微观主体自愿参与的制度变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谈判结构和交易成本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变迁的原因在于：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与外资企业在设立与运营过程中由于谈判结构的不同,而使后者在产权保护以及协议执行的成本更低,从而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独资化趋势。认为中国政府应出台政策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以降低＂独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表及里:地方服务型政府建构向度研究

服务型政府效能化与人本化建构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向度,也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多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林林总总,风生水起.但是,由于受转型背景的复杂性、体制体系的惯性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的粘性等因素制约,总体仍处于表象层面.为此,需要相应支点结构性的循序移位,由表及里,实现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路径创新,从而把技术性、手段性改革转变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