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碎片中破土——从“震惊”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与物,但在纷繁复杂的意象中,"震惊"一以贯之,成为探寻问题的一个起点和动因。文章从"震惊"的心理溯源开始来梳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以期从这一特定角度对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理解。心理层面,人们以牺牲事物的完整性和鲜活性为代价,发展出一套针对"震惊"的戒备机制。美学领域,"震惊"剥夺了传统艺术的"光晕",而波德莱尔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把"震惊"引入了抒情诗。"震惊"还引发了新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以游荡者为代表的人群,以及以摄影为代表的物象,人的异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关于高校管理中“双肩挑”问题的探讨

为了做好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高校应该认真研究普遍存在的“双肩挑”人员的管理现状和探索新的使用方法。笔者对高校中“双肩挑”管理模式现行管理政策与措施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出了应加强对“双肩挑”岗位设置的管理,同时,应注重管理队伍朝着专职和专业的方向发展,并在高校中逐步提高学术权力的领导地位、建立新时期高校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和确保高校人事管理科学发展的建议。     

人生转折的临界点--母题数字"十三"与藏族成年礼

数字“十三”在藏族早期文化中的大量出现,其背后具有深层的文化精神作支撑。文章从藏族“十三”的一系列民俗思想中发现,“十三”是人生重要转折时期———成年礼的临界点。这种成年礼习俗在周边民族中依然存在。     

乌兰夫民族工作思想的主要内容——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

乌兰夫是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他在我党我国民族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民族工作思想,其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就乌兰夫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方面的思想加以研究和论述.     

数字化趋势下的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

当代科学的数字化趋势给古籍整理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汉古籍文献数字化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将如何面对数字化,数字化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难题,是每个回族古籍整理研究者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本文提出并尝试着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引起同行对回族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视和探索。     

论西藏主体功能区划

西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是全球独特的生态地域单元,拥有许多特殊和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其生态过程对保障我国乃至东亚生态安全具有独特的屏障作用。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西藏生态环境问题日趋凸显,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受到威胁。文章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西藏主体功能区划的思路和生态屏障以及区域开发体系的构架。按照西藏生态经济分区和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原则,在分析西藏生态经济系统和区域经济开发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地域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西藏主体功能区划的总体布局。     

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

随着西部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传统文化的衰退和变迁问题日益突显。文章就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从保护的意义、对象、主体及动力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执行增加了审计费用吗

文章检验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执行前后内部控制审计对审计市场收费的影响,同时将样本公司按照不同板块及规模进行分类,研究不同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对审计收费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执行后相对于执行前,小型公司的审计费用显著增加;大型公司中,只有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审计费用显著上升,而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审计费用没有显著变化.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执行后,中小板和创业板小型公司无论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其审计费用没有显著差异;而大型公司中,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审计费用显著更高.此外,主板公司无论大型还是小型,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其审计费用均显著更高.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执行后,首次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小型和大型公司的审计费用均显著增加.研究结论为规范审计市场的审计收费提供了参考.     

创意都市农业CSA经营模式研究

依据创意都市农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经营主体相关成分的行为偏好及参与程度,结合不同经营时期的目标值,确定不同的主体组合方式,即：经营初期选择“农户+消费者”“农户+合作社”模式;成熟期选择“农户+消费者”“农户+合作社+企业”“农户+合作社+企业+消费者”模式。不同的CSA经营模式选择对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旅结合,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