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党外上层知识分子检讨行为的心理基础

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继而，党外上层知识分子们纷纷在媒体上发表个人检讨。笔者认为，这种群体性的行为，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有着敬佩感激、愧疚自责、从众求安的心理基础。     

执政党建设的宝贵财富--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最早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他认为,执政党要提高党员的质量,要有高度的统一和团结,要密切联系群众.同时,他还提出,执政党要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些思想是执政党建设的宝贵财富.     

代位求偿权行使条件之比较

本文首先阐明代位求偿权的涵义。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法律关于代位求偿权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内学者对代位求偿权行使条件的理解，比较借鉴英国法律，分析我国法律所确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条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浅谈地市党报楼盘广告话语的人文性

以地市党报自身所具有的较大权威性为研究起点,以其发布的楼盘广告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地市党报上所刊登的具体楼盘实例,对楼盘广告话语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当前的地市党报楼盘广告注重以人为本铸造品牌,注重“硬件”人性化和“软件”个性化的转化,其广告话语体现了平民视角和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人文性色彩。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若干思考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遵循执政能力提升规律的必然选择、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战略需要以及形塑百年大党光辉形象的内在要求。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在样态上突出日常化与规范性、方式上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过程中彰显适宜度与有序性、效果上具有针对性与可持续等基本特征。党政机关主管部门要从把握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内外张力、构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制度体系、保障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监督考核、完善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评价激励等方面入手,确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切实提升党政干部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素养。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夫妻一方举债案件中的当事人确定和嗣后救济

“夫妻共同债务”与 “连带债务”在债务发生原因和债务履行上存在差别,对其进行诉讼时,诉讼形式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当债权人仅起诉名义举债人一方时,可能构成诉讼被告不适格。借鉴德日诉讼要件理论,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职权调查”,但所采用的诉讼资料应遵循“辩论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明确法院的释明权适用情形,即通过对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释明来改变诉的不合法状态。若因法院在此审判阶段释明权适用不到位,而最终不合法的诉获得了无法顺利执行的实体判决,债权人想要获得圆满救济仅能依靠再审。     

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债券增信能帮助企业以更好的条件发行债券,因而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通过对2007-2015年上市债券的研究发现：债券增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不同的增信方式（第三方保证、抵押和质押）其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以采用抵押担保的增信方式效果为最佳;并且,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果在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明显,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