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革新

行政诉讼调解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热点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总结了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的成因、困境,指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陷入困境的理论误导的结果,并结合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得出行政诉讼调解不仅是一种国际经验,而且应当奠定在服务行政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建立我国经济诉讼特别程序的思考

经济法律规范缺乏可诉性已是法学界公认的事实,单对现有制度的修修补补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参照国外的成熟制度,在现有的制度上创新,建立我国的经济诉讼特别程序.为保证该程序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合理设计具体的操作方案并防止诉权的滥用.     

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法律职业者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职业者是刑名师爷和讼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在法律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下法治建设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因此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法律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研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在信息的公共性基础之上,能有效改善信息个人的弱势处境,缓解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内在张力。公益诉讼制度介入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其法律依据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当前,在适用上还存在着适用条件不具体、起诉主体顺位难确定、举证责任未合理分配以及不同公益诉讼关系未厘清等问题,需要细化具体适用条件、明晰起诉主体顺位、公平分配证明责任以及整体把握不同公益诉讼的衔接与配合,从而保障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实现平衡信息主体间的利益,维护信息公共安全的目标。     

超级网络平台限制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从“3Q大战”“3百大战”到天猫京东“二选一”事件,超级网络平台实施限制交易行为的现象越演越烈,也成为当前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难题。我国反垄断法律法规在对网络空间的相关市场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上存在适用困境,超级网络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无法被认定且无法有效规制的现象长期存在。为规范超级网络平台的经营行为,应当调整《反垄断法》关于相关市场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规则,将反垄断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采取国家诉讼和私人诉讼并行的双重诉讼机制,减轻原告举证责任负担,同时将《反垄断法》与《电子商务法》衔接适用。     

引入公益诉讼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生效,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问题,公约最大的贡献就是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机制,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滞后以及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尚未探索出一套有效追回流失于境外腐败犯罪资产的制度;由于公益诉讼的自身优越性,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充实和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

胎儿是未来的、潜在的民事主体,对胎儿利益的保护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阐释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范围,考察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评析中国现行的相关立法并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     

以“公益”为名再论当事人适格理论

从历史角度看,公益诉讼制度一直是多数国家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此也投入了巨大热情,但在司法实践方面,却仍困难重重,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与公益诉讼理念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应扩张当事人适格理论,建立以检察机关和公民为主要原告的公益诉讼模式。     

对一起离婚诉讼案所涉法律问题的辨析——兼论无过错方离婚当事人权益的法律保护

通过对一起离婚案所涉几个法律问题的分析 ,论证了如何完善立法 ,正确适用法律 ,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以全面维护无过错方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