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几点看法

总体上说,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比修订前的准则更为科学,但文章认为新准则在债务重组的定义、账面价值概念的使用、债权人对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确定、在将来应付金额大于重组债务账面价值的情况下债务人的账务处理规定等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对新准则的改进提出了建议.     

孔子“德治”思想断论

孔子的政治思想以德治为基本特征,其德治思想源远流长,是对远古和三代以来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和发展.孔子的德治思想内涵丰富,自成体系,相当精辟,是儒家德治主义政治思想不可动摇的基础.在中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上,众多思想家丰富和完善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形成了法治与德治并用的完整理论,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     

论党在国家法治化进程中的领导方略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领导,党的领导权应当是属于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权力,不是直接国家权力.党在国家法治化进程中的领导方略是"依法治国",这是党在新时期领导方式的根本转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法律实质上是党的政策的条文化、规范化、定型化.严格依法办事,保证法律的实现,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与严格依法办事是有机的统一.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法治与德治的双轨建构

法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类行为规范 ,二者的关系历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探讨不衰、争论不休的法理学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 ,到西方三大法学派的观点演变 ,二者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作为同属社会调控系统子要素的法律与道德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治国方略 ,既要坚持以依法治国为主导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要坚持以以德治国为基奠 ,深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合理的双轨建构使其功能达到最优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也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即为其实现的必要途径。     

文化经济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

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了一个文化与产业不断接近以至融合甚至部分重合的过程。文化产业的出现,标志着“文化经济”这一新的经济类型或者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文化经济”应该是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即一种在世性与神性追求双赢的知识经济。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政府发展与管理文化产业,应该将自己放在全面的文化开放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情绪表现规则是情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情绪表现规则的概念最早由Ekman和Friesen在其跨文化研究中提出,从那以后,出现了许多关于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情绪表现规则制约着情绪表达行为的合适性,人们根据情绪表现规则调节或控制自己的情绪.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随年龄增长而发展,这种变化是认知、社会、言语和身体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复杂而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受性别、人际背景、情绪类型、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从楚国历史发展看滇楚关系

楚国与云南的关系十分密切 ,庄入滇是滇楚关系的源头 ,文章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若干学术争论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具有创见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