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社会中的有限身份化--种弱势群体保护的理论探讨

契约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契约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克服社会契约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使社会在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下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契约与身份二者关系入手,尝试在契约社会的整体构架下,建立“有限身份化”的相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小额信贷引入我国已有近二十年了,对我国的扶贫攻坚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小额信贷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本文从小额信贷的产品设计、目标群体的定位、财务可持续以及面临的风险等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其面临的可持续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     

弱势群体偏差行为社会矫正的制度分析

社会转型期,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弱势群体,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弱势群体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行为,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本文从制度分析入手,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多学科视角分析我国弱势群体偏差行为的形成机制,借助于行为偏差理论,研究弱势群体偏差行为的成因及社会矫正的若干对策,从而探讨弱势群体调整行为目标,优化社会结构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社会矫正是纠正弱势群体偏差行为的较好出路,所以不仅要加强制度的整合和创新,同时应提高政府制度实施机制的效率,发挥社区网络支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矫正弱势群体的偏差行为。     

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

跨界俾路支族群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势力范围的强行划分逐步出现的,并随着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正式固定化。对俾路支族群自身而言,作为各国内部的少数群体,都面临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等一系列族群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俾路支族群分离主义主导下俾路支人跨界联合,将促生一个潜在区域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形成,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就地区安全形势而言,俾路支叛乱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狂,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看,跨界俾路支人聚居区已成为毒品贩运和难民非法偷渡的天然门户,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引发了严峻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正确区分俾路支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叛乱分子的分离主义动机,高度重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作用,切实构建一个容纳俾路支人的命运共同体,是跨界俾路支族群问题治理的最佳路径。     

边缘型古镇旅游市场营销的SWOT分析——以湘西芙蓉镇为例

芙蓉镇旅游发展的优势比较突出,但劣势也比较明显,在大湘西新一轮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宣传的机遇下,芙蓉镇旅游市场明确自己的市场地位,与周边景点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通过多方筹资,科学合理地对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递进开发和深度开发,从而彻底改变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境地。     

压力型扶贫模式下的群体角色及其行为特征

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有对口帮扶和维稳工作的双重压力。在压力源、压力点和压力氛围的作用下,精准扶贫中的扶贫责任人、扶贫责任单位和扶贫帮扶单位等扶贫群体构成了独特的压力分解与承接工作机制。在此背景下,扶贫群体由于所面临和所分解的压力不同,因此其主体行为和行动特征也就各不相同。而作为被扶贫者的贫困群体,由于其所依赖的扶贫群体的压力和资源不同,使得前者的行为也各不相同,角色特征也会出现异化。总体来看,扶贫过程中存在着扶贫压力或过重、或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适当减轻扶贫者的任务压力,又需要增加被扶贫者的利益压力,从而回到科学扶贫的道路上来。     

底层中国的主体性建构:一个研究评述

30多年的改革进程在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规模庞大的底层社会,这客观上要求一种从底层出发观察中国社会的新视角。在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主流讨论中,学者们普遍承认底层存在的事实,并以贫困的农民、进城农民工及下岗失业工人为其构成主体,表现底层的结构主体性。当面对自身利益遭受侵害的困境,底层群体也会奋起反抗,通过一系列维权策略的建构和行动资源的调用展现出极强的主体性行动力量。社会整体必须对底层进行积极的回应,要通过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消减底层,制度化底层的利益表达通道,并将底层有效地组织起来。     

调适与演进: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探析

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从传统到现代,历经口头语言、实践记忆、实物图符、文字借用、传媒介质、网络空间等形式,各种传承方式彼此之间交叉互渗,盘根错节,共同呈现和统一于文化"一体"之中。文化传承在不同的生存环境、时代背景或社会技术条件下存在着自我内在的调适机制,并随人类文化的发展永无完结地向前演进。     

不同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的认知及意愿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对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江汉区、汉阳区和江岸区6个城区,以及江夏区、蔡甸区、东西湖区3个城郊区6个乡镇的10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了农民和市民两类不同的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意义、保护制度、规划知情权的认识及其经济补偿意愿。研究表明：（1）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虽实施已有10多年,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多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公众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知情权及规划的参与程度仍不够,尤其农民作为农田的直接保护主体对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认识仍较薄弱,存在一定偏差。（2）构建模拟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市场,考查农民和市民对基本农田保护的最低经济补偿意愿得知,农民认为规划管制下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额度为3 942.30元/公顷,市民认为基本农田的经济补偿额度应为8 942.85元/公顷。并据此提出了基本农田保护的政策建议。     

论海州区域文化的边际性和边缘性特征

处于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中国南北文化交界的海州地域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文化特征.相对于历史时期的其它主流文化而言,海州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又表现出边缘性特征.这种边际性、边缘性的文化特征,使得海州当地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是一般知识与思想,文化层面也明显表现为俗文化为主,而当地的传统文学样式,也多神奇怪诞的民间叙事文学,进而影响了《镜花缘》、《西游记》等明清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