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面临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党适时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网络时代下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利用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课等传播新媒介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特点研究

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对不特定多数人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了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不同的特点。与之相比,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对纪念对象蕴含的教育意义具有高度依赖性,纪念活动对象具有典型性,教育活动具有程序仪式性和教育情境对教育对象强大感染性的载体特点。通过分析大量活动实例发现,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和空间同样具有突出特点:明确的历史任务指向性的时期性特点和活动时间与纪念对象相关时间对立统一的时间性特点;专用和兼用纪念空间在营造纪念氛围和教育内容形式方面呈现出两者互补的空间性特点。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有效路径

群众路线既是党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方法,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和价值理念。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是党的力量所系、生命所在,也是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深入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有效路径,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则是检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根本标准。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

理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特征以及强大思想冲击力和渗透性的重要表征。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是与现代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媒体是人的延伸,它改变了人对世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生命与生存方式的认识。     

浅析大众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建设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大众文化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主要表现是：提高了大众的生活质量；开辟了文化普及的新途径；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加速了文化多元化的进程。     

近代知识分子、报刊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变革的演进

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成长更替与报刊大众传播媒介起伏及政治变革高低潮之间形成荣枯与共的波动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崛起之时就利用报刊作为宣传变革的工具和利器,新思想也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政治性报刊数量高峰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冲击力,为变革的发动、组织和影响制造了声势。随着变革的夭折、中心人物的退场,报刊数量骤减,变革又为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理念所取代。但是政治力量、报刊与政治变革之间的生成关系却延续下来,成为近代历史演进相互关联的主要因素。     

关于建立电视观众学的思考

电视观众作为大众传播受众的一个部分已形成强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无论对电视产业还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建立电视观众学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由于电视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播方式的转变、节目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电视传播由点对面的广播变为点对点的窄播,受众的概念也由过去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选择的观众。电视观众学作为大众传播学的一个新学科,在新世纪新时期应明确自己的责任,担负起新的使命。     

论个体评价活动向民众评价活动转化的机制

黑格尔对民众表达意见的“无机方式”的两重性作了深刻的分析。个体评价活动是民众评价活动的细胞。由于趋利避害是生物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因此民众评价尤其需要传递有关价值关系的信息。在人际传播中,传出和接收互为因果、相互过渡和转化,从而在复杂的网络中实现个体评价活动之间双向和多向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评价活动实现着多层次的客观化和主观化过程,从而使得评价活动的个体主体向群体主体转化、个体内容向群体内容转化。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就在众多个体评价活动及其传播的互动基础上形成。     

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与质疑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主要是关于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力控制和文化集权的研究,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式,代表了新的研究取向。但他的大众文化理论由于具有明显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自产生以来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因此,通过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与分析,有助于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剖析一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提示人们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面临的困境时,如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兼顾城乡环境公平的两难,寻求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等,多方主体务必要做好沟通协调: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仲裁者引领作用,需要唤醒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和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