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分析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科技革命的展开和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崛起,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失业率并行攀升的趋势。对此,以西奥德.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实践和潜心研究,提出了颇有影响的人力资本论,其中关于劳工迁移的精辟论述具有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性价值,但是,其中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强调区域工资差异的论述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近现代史上的跨国移民以及二战后美国以劳工为核心的人口流动,都证明了该理论中的局限性。     

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

劳务派遣劳动关系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对劳务派遣劳动关系作出科学准确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劳务派遣中,派遣工既与派遣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又与用工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但其实质仍为一重劳动关系。劳动者与两个用人单位共同形成一个劳动关系,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作为雇主方共同参与到这一劳动关系中。     

城镇化、劳动分工与农村市场扩展

市场规模的扩展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从长期来看,市场的扩展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如果没有分工的深化,就意味着没有创新和新的产业出现,市场的规模是不会真正扩大的。然而分工的演进又受制于交易效率。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产业不断聚集起来,可以极大地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展。在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情况下,扩展市场、扩大内需的根本思路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地区的分工深化。     

劳动力短缺与区域经济发展——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具有典型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为例,从人口、社会、经济方面对出现"民工荒"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也阐述了"民工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     

中国流动儿童政策分析

本文从儿童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结合2003年“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深入分析流动儿童政策的现状,剖析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关系,分析影响流动儿童政策制定、执行等环节的因素,针对流动儿童主要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建设自主知名品牌的技术准备

中国是全球生产加工中低端产品最大国家之一,其产品制造蕴涵极大产业经济发展潜力。释放其这种潜力的重要工具,是中国企业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知名品牌。成熟品牌由自主核心技术与相应品牌权益组成,并衍生出品牌消费权益,最终拥有特定品牌资产。品牌已经形成专门的经营管理技术,创建自主知名品牌的中国企业必须做好产品个性研发、产品商品化孵化、品牌营销权益的设计与市场推广诸环节的技术准备。更重要的是,创建自主知名品牌的企业必须引导目标消费族群认同、保有品牌特定的消费权益,并转化为消费者参与其间的品牌文化。     

权利视角下工时制度演进的历史回顾

工时制度历经数百余年的演进过程,从超越人体极限的十几个小时至现代社会适度工作时间的实现,各种权利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启蒙运动中普遍性权利的觉醒,部分人权思想如平等、自由为后来工时制度演变起到了启蒙作用,启蒙运动后社会权的进一步发展则使劳动者实现了向社会人地位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时间的价值凸显并且劳动时间不断被延长,伴随着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及工人阶级权利意识的觉醒,工人发起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并成为工时制度演变的直接推动力。适度性是工时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伴随着各方的博弈,工时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各方的适度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财产权比较研究

财产权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两者都强调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两者的区别体现在：自由主义以财产权保护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视财产权为个人权利的核心;共和主义以公共利益为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关键在于财产和人们的公民美德具有同一性。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发现了公民美德的脆弱性与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主张以更加制度化的财产法确定人们的财产权,同时强调财产的责任,从而走向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之浅见——对人权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比较分析

创设新的人权理事会取代原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是“加强联合国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改革设想的集中体现。新的人权理事会在成员国规模、构成、产生办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人权委员会,包含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因素。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应以避免人权工作政治化和双重标准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