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师的辩护职能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控制辩制的特点。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和现实的许多制约,造成了“控”“辩”职能的失衡,有碍司法公正。改变这种现状的办法之一就量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本文以律师辩护职能为切入点,提出应当建立双向的、全面的、具有严格程序规定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论刑法谦抑之本质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是一种理念、思想或精神。     

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被告人有选择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权利.但是,被告人选择了简易审判程序后能否反悔?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国的法律也规定,被告人可以选择变更简易审判程序,为了赋予被告人更完整的程序选择权,急需完善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高校贪腐的刑法应对

目前高校贪腐成为高官贪腐之外人们关注的另一焦点,腐败行为从官场蔓延至高校。如何规制高校贪腐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高校贪腐既有贪腐犯罪既有的特征,也有高校贪腐自身的特点;从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着手,分析其构成要件特征及现行司法解释,展开论述贪污贿赂犯罪目前存在的司法实践问题以及对于打击高校贪腐的作用及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提出打击高校贪腐的应对之道。鉴于高校贪腐行为的行业特殊性,在注重刑罚惩罚和预防的同时,应当强化对高校贪腐行为的制度约束和道德教化,此种路径可能更为可行和有效。     

家族企业海归继承人创业学习过程研究——基于文化框架转换的多案例分析

继承人成长模式是目前中国家族企业理论和实践的热门议题,也是保障和提高家族企业跨代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家族企业传承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创业的主力军,家族企业海归继承人的多元文化经历和文化框架转换为其创业学习过程提供了独特资源和路径,本文基于文化心理学的动态建构主义视角,以6个家族企业的海归继承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程序提炼基于文化框架转换的海归继承人创业学习关键过程要素,包括海外获取性创业学习、创业动机促发、实验性创业学习(直觉和编译创业学习)3个创业学习阶段中,文化构念网络可用性、通达性和情境适用性的构建策略及其与创业学习过程的互动协同机制,试图在家族企业传承背景下构建基于文化框架转换的家族企业海归继承人创业学习过程理论模型,从文化心理学视角解读文化框架转换对家族企业海归继承人创业学习方式、路径选择和创业能力形成的微观作用机制,为家族企业海归继承人这一独特创业群体的成长提供富有前景的答案,为家族企业传承和跨代创业提供启迪和借鉴。     

构建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长效机制的探讨

从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和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探索构筑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即完善学校内部安全防范工作机制、健全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教育机制、构筑全社会预防机制。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我国现行刑法在环境资源的保护方面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在环境资源的形法规制、范围和环境资源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当前,我们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人类利益主义和自然利益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新理念,从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体系、保护范围、环境资源犯罪构成的规定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

刑事被害入国家救助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公共选择，目的在于顺利实现刑事被害入的社会回归，从而实现社会的一种自我治理。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社会公共组织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由此，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实践由司法主导向社会主导的转换是一种必然发展趋势。     

历史与超越：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事司法实践间的整合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一些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文章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研究视角，通过其与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来诠释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刑法总则成就初论

中国古代刑法典中总则的产生远远早于东西方其他各国,而且其内容先进成熟。现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理念以及对刑事责任进行主观考量的原则、刑罚的矫正意识,在以《唐律疏议·名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刑法总则中都已经有了圆熟完满的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