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误读与互文性辨析——兼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诗学的性质

互文性与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影响误读同为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常用术语,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同受解构主义影响,强调文本来源的多元性与意义的不确定性。但是影响误读理论强调文本中心理的、想象的和修辞的因素、作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传承与维护的是人文主义传统,而互文性则侧重于文本的语言层面,作者主体性的消解,体现的是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倾向。     

《山海经》与“文化他者”神话──形象学与人类学的分析

上古奇书《山海经》之“奇”,在于大量记述了现实中罕见的怪异事物和怪异形象。本文从文化人类学和形象学视角对这种怪异形象的发生加以分析,解释为古人对异文化的误读所投射而成的“文化他者”神话;并分别考察了他者神话建构的两种模式──意识形态化（丑化）与乌托邦化（美化）,说明了这两种模式在文化认知中的普遍性及其消解的可能。     

焦仲卿误读现象应该纠正

学术界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仲卿形象存在误读现象,论者认为他性格软弱,缺少刚气,思想存在矛盾。其实,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专制的母亲进行了抗争,向焦母发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誓言;他采取先让妻子回家,再去迎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对抗;在听到刘兰芝被刘家逼婚的消息之后,他先提出以死殉情的决策。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扬刘贬焦是不适合的。     

浅析卫生政策类信息在传播中的误读——以“先诊疗后结算”为例

文章以媒体和受众对于卫生政策类信息“先诊疗后结算”的误读事件为例．并分析了其背后蕴含的原因,即网民不良情绪宣泄、政府与受众传播地位不对称和媒介“热岛效应”等,并结合实践探索性地提出了信息传播中政策类信息的传播方式。     

清代叙事诗的阅读接受

准叙述是叙事诗的典型叙述话语,它不可避免地带来"误报"和"误读"。清代叙事诗数量众多,长篇叙事诗不断,在文本误读、不完全叙述和不可靠的叙述者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汉语成语中异读词误读现象分析

汉语成语中的异读词在语言生活中很容易发生误读,误读的主要原因是或专有名词的特殊读音,或古音通假,或语体差异,或古音破读,或古书面读音,或汉字简化。要消除这些误读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使用者的文化水平,另一个方面是修订异读词审定标准即《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误读的文化影响

误读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对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误读可能促进文本阅读的创新、文本创作的丰富以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可能破坏对原文本的审美内涵和价值的理解,阻滞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误读观,以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     

张艺谋电影研究中的误读辨析

不同文化之间,由于审美主体的不同,很难避免误读的出现。无论古今中外,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误读史。误读大致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审美主体由于不理解产生的误读(misunderstanding),包含着“正误”与“反误”;一个是审美主体的创造性误读(misreading)。这两方面的误读均出现在张艺谋电影的研究中,它既丰富了张艺谋研究,又不可避免地遮避了某些深刻思想的传播。     

《西游记》的宗教“误读”与解构性质

《西游记》是否为＂辅教＂之书,乃学术史的一桩公案。这一公案形成的文本原因,在于《西游记》具有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的表象,论争各方皆能从中找到＂立＂和＂破＂的依据。《西游记》驳杂的宗教表象是对宗教经典、人物和故事的＂误读＂,小说也由此具备了解构主义特征。表现之一是＂新的文本的产生＂,之二是宗教意义的消解。故而,无论视《西游记》为佛教书,还是道教书,任何试图将其定于一尊的努力,皆与《西游记》的解构性质迥不相侔。     

吴德旋对范晔“事外远致”的“误读”及其文论史意义

作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谓其文“无事外远致”,这恰与原始出典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之原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误差。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集中体现了六朝的文观（既重视作者的情志,又对文的藻韵有一定要求）,而吴德旋的理解实则是借此来表达桐城派的古文理想。吴氏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事外远致”概念,接续其议,并非一种巧合,正可由此发掘他们各自时代对于“文”之典范的不同理解,藉此也可透视古代文论抒情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