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广东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把西方的某些科学知识传给了中国,同时也把所见所闻向自己的同胞作了描述。广东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传教士进入内地的首站。文章试从传教士所描绘的广东的整体印象,城市建筑、商业、物产、风俗等几个方面探讨明清之际的广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从另一角度来审视广东这一时期的文化。     

1901年陕西大旱灾中的西人赈济活动研究

1898-1901年间,陕西大旱导致严重饥荒。美国各界民众通过《基督教先驱报》为陕西灾民募集赈款,并由英国浸礼会、中国内地会、瑞华会等新教传教士在西安、三原、临潼、渭南等关中各地开展赈济活动。本文对此次赈济活动的缘起、赈灾机构的组建、《基督教先驱报》记者的灾情调查、赈款的散放方式和过程,以及赈济活动的深远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考述,以期推进陕西近代中西交流史和近代西人在陕赈济的研究。     

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汉外辞典的编纂迎来黄金期。字典,中国古已有之。不过,19世纪以降西人编纂汉外词典,虽以字典、韵府等中国的传统名称名之,但是却赋予了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导入了全新的理念。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外辞典编纂,不仅为中外人士——甚至包括日本人的外语学习(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且还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字典而无辞典的现实。19世纪汉外辞典的编纂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其辞典编纂的理念、实践、传承、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可以看到,在西学东渐的近代知识大移动中,汉语是怎样将西方的新概念变成可资利用的语词资源的。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浅析江南地区于君道的传播特点和宗教命运

于君道是东汉末期江南地区早期道教的重要流派,也是道教宗教化的重要环节。其创立者应该不是汉顺帝时期的那个"宫崇之师",而是另一个民间道士伪托其名。于君道的传播方式的现实性很强,但是由于于吉的传教行为试图把自己神化成比孙策权力还要大的"神灵",最终被孙权所不容。     

双轨线上的舞者

詹姆士·理雅各既是一名成功的译者,也是一名虔诚的传教士。作为译者,他曾饱受质疑、压力重重但却执着专注;作为传教士,他力尽艰险、遭到误解却坚守信仰。他在翻译与传教的双轨上并列前行,却又努力寻找交叉点——翻译为传教所用,译者身份服务于传教士身份。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全面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四大政治运动的态度。探讨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的原因。揭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进而从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融合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为个案

受时局所迫,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晚清圣母圣心会西南蒙古教区传教述论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西南蒙古教区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教会的成功在于其传教方法的得当。教会的传教活动，产生了大体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加深了地方社会的半殖民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