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女校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教会女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是在客观上教会女校冲击了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培养了早一批知识女性,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广东基督教教案成因述略

"教案"是指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教会人士与中国朝野之间的种种纠纷。文章在详尽占有基督教"教案"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学界迄今研究较为薄弱的近代广东教案进行了耙梳,并按其成因归纳为中法战争案、社会秩序案、经济利益案以及文化冲突案四类,分别加以阐述,旨在为推动教案区域性研究的深入开展作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     

日本真宗大谷派在华活动概观

日本的真宗大谷派从 1873年到 194 5年期间 ,以“布教”为名 ,行侵略之实 ,在中国大肆进行侵略性和殖民性的活动 ,并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密切配合。大谷派初期的在华势力仅限于上海一地 ,实行“追教” ,专为日侨服务。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逐步膨胀 ,其所谓的布教活动也深入中国内地 ,到“九·一八”事变前 ,已经在中国建立了 4个教区。抗日战争时期 ,大谷派一面在东北开展“移民追教” ,为伪“满洲国”效劳 ;一面乘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 ,在侵华日军的刺刀保护下 ,在日占区遍设布教所 ,实行战争协力 ,其在华教势也达到最大。近代大谷派在华的侵略性宗教活动成为中日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     

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由于美国传教士对清政府的不满,因而对这场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运动表示欢迎和支持。但是,随着对这一运动认识的加深,美国传教士便由赞赏太平天国革命走向了攻击太平天国革命,从而为西方侵略者干涉中国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教会女校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

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教会女校起了开先河的作用。传教士为“宣教”的需要,克服重重阻力,积极倡导女子教育,创办女子学校,资助女子出国留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论岭南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在岭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一是出现的时间早 ,1 9世纪下半叶已经在个别地区初露端倪 ;其次是华人教会人士的自立意识较强 ,本色化的步伐较快 ;三是自立的华人教会有着较为坚实的物质后盾 ,特别是国外华人教友的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岭南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既是教会内部适应形势、着意变革的反映 ,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激情在宗教运动方面的体现。正是在这一汹涌澎湃的变革浪潮中 ,岭南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着交织、碰撞与融合     

从《群芳亭》看晚清传教士英语教学法

以赛珍珠的《群芳亭》为蓝本,结合文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知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晚清传教士英语教学的必要性,论证了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单纯的传教注定失败,而英语为媒介传授西方文明,才为国人接受,最终古老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冲撞与交融,走向新生。     

德国的儒学情结

从18世纪起,德国思想界的沃尔夫、康德、黑格尔、谢林等都曾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价值取向评论介绍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艺术界的歌德、席勒、海涅、黑塞、布莱希特等都倾情研究和赞赏中国文化。德国传教士与儒学传播的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和卫礼贤。卫礼贤对于儒家思想的把握是多视角、全方位的,不同于一般的传教士和汉学家。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中国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福兰阁著作等身,最负盛名且穷其毕生精力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从18世纪至今,中国的古哲在德国文化中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在目前德国,孔孟老庄等先秦哲学家的影响很大,《论语》的译本已有十几种,《老子》的译本有104种。有些《论语》译本还附有汉语文本、拼音、解释等。     

基督教浸礼宗在凉山彝区的传播历程及背景——以美国传教士柯饶富经历为例

综观近代中西文化互动与交流过程,西方文化往往表现更为主动、活跃与深入。其中传教士的活动堪称中西文化互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事实上不仅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医疗、教育等理念,还使中国边地族群的许多文化事项和文物古籍也得到很好的记录与保存,并在今天已以各种方式不断“返回本土”供后人分享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浸信宣道会曾在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极度封闭的中国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本文以美国浸信宣道会在华传教事业兴衰更迭为背景,记述美国传教士柯饶富等人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新教传教活动,试图由此细节观察近代西方基督教浸礼宗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浪潮。